近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2026年牛津大学高层次医学创新人才合作培养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入选名单，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5名学生入选，入选人数创历年新高，位列全国医学院校首位。至此，复旦上医累计已有11名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入选该项目，其中6人已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这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创新探索“MD + PhD”双学位教育培养模式的重要实践，近年来，复旦上医以“医师科学家”为目标，构建起基础临床课程融合、早科研全程科研以及海外交流拓展的全链条培养体系。
从复旦上医到牛津，一起来看他们的故事。
“我从上医的坐标里走向世界”
“记得填报上医时，相关部门负责老师在高中宣讲会上展开了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密布着向外延伸的连线，介绍上医与全球众多国家的合作关系。”2018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冯吟洲至今对这一幕记忆犹新。从那时起，“想出去看看”的念头便在她心底生了根。
这份念想的落地，离不开学校系统性的培养支撑。在导师中山医院宋元林教授的鼓励下，本科期间她先后参加了亚太与美国呼吸年会，初步建立对国际学术前沿的认知。医学英语课程中积累的专业词汇，也为她适应海外科研环境打下基础。正式申请项目时，宋元林给了她果断而坚定的帮助和支持，医学教务处在申请流程上全程护航，成为她顺利成行的坚实后盾。
冯吟洲在英国
2024年10月入学牛津后，冯吟洲选择将研究聚焦于胸膜感染的免疫特征。在牛津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无论是组内报告还是公共讲座，高频次的互动提问是常态。“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的学术胆识逐渐提升，也开始敢于在公开场合提出疑问。”
冯吟洲在英国呼吸病学年会做口头汇报
实验室之外，她与不同国籍和文化背景的好友探讨各国经济、历史与文化差异，同时也积极向外界传递客观的中国形象。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同学——“他正在学中文，并曾计划来上海读书，因为觉得中国发展得好，学中文很有前途。”冯吟洲感慨，“在诸多类似的跨文化对话瞬间，我深切体会到，国家的繁荣昌盛确实是每位海外学子最坚实的底气。”除了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她还结识了来自全国其他高校的同属牛津大学高层次医学创新人才合作培养项目的同学们，大家互相交流科研方法、探讨学术问题。
“我更喜欢科研了”
2018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卓巧在牛津还不到一年，她已从容适应，课题推进渐入佳境。“我把自己之前学到的实验技术都平移了过来。”快速上手的背后，是她在上医打下的扎实基础。大三那年，卓巧主动加入了眼耳鼻喉科医院赵晨教授的课题组，从读文献开始摸索免疫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白天上课或临床实习，晚上钻进实验室，快节奏的日程中，卓巧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我做数据输入，也跟着师兄师姐看实验流程，算是把科研的‘门’摸了一遍。”
卓巧在上医操场
来到牛津后，她把在国内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基础利用起来，更加深入地研究免疫相关的致病机制——研究炎症小体的泛素化修饰，通俗来讲，就是探究在阿尔茨海默病中发现的一个炎症因子如何在细胞内被调控。“掌握这些深入的基础科研技能，以后不管是做临床还是做研究，都能有更大发展空间。”从表型层面的观察，进入到分子机制层面的探索，扎实的实验功底让卓巧很快上手。“这边的研究视角更微观，但因为有一个总体框架在，学新技术的时候会快很多。”
卓巧（中间）在实验室
卓巧每周都会与小导师单独讨论实验结果、梳理下一步计划，每月则与大导师共同推进整体方向。“节奏挺快的，但是有效，我走的每一步都有专业的指导，少走了很多弯路。”汇报卡壳时，小导师会自然地帮她接过话头。遇到瓶颈时，大导师会坐下来和她一起研究问题，帮助她推进实验。“他们会说，‘慢慢来，你很聪明。’”实验室聚集了来自爱尔兰、希腊、德国、瑞士等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工位相邻的爱尔兰和意大利博后，成了卓巧在异国的良师益友。大方展示进度，虚心请教问题，主动向组里的前辈请教经验，卓巧在不到一年里迅速成长。
如今在实验室，卓巧的一天规律而高效：早上到实验室先梳理计划，然后投入实验，下午两三点完成实操，再用一两个小时复盘、读文献。工作日高效投入，周末从容休息。“我们的实验室强调work smart，不提倡加班，这样效率更高。”劳逸结合的节奏，让她能全身心投入研究。
“来了这里以后，我更喜欢科研了。”本领在长，心态也在变。除了实验室的日常，她还参加牛津中国学生会的活动，听就业讲座，了解行业动态。“出来之后最大的收获是思路开阔了，知道自己可以如何去学不同的东西，适应不同的环境。”
“我学会与未知和解”
“每一步都算数。”临近牛津博士学业的尾声，2017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胡海琛这样总结自己的三年历程。
海外研学的起点，其实早在本科阶段就已生根。大二暑假，胡海琛参加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物学实验暑期训练营，系统学习实验技术与科研基本功；同年，作为复旦大学代表队队员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随队远赴波士顿夺得铜牌。此后，她在生命科学学院张瑞霖研究员指导下，研究TGF-β信号通路在心脏再生中的作用，作为第三作者发表论文。大六进入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陈世益教授课题组后，她开展了一系列关节镜临床随访研究，以共同第一作者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正是学校提供的跨学科训练平台，让基础研究与临床问题的直觉和思维在她身上悄然交织，也为她后来适应牛津高度自主的科研模式埋下伏笔。
大五时，胡海琛在中山医院见习（前排左二）
在牛津，胡海琛聚焦免疫衰老，探索衰老过程中免疫细胞的变化与体内慢性炎症的关联。这里的博士培养不设课程、不打卡，每个人是自己课题的唯一执行者，从实验设计到数据分析全部独立完成。在这种高度自主的模式下，试错成了日常。“第一年数据几乎全是阴性，当时我常觉得失去价值感和方向感。”她习惯高效、确定的反馈，而科研充满不确定性。在导师的鼓励下，胡海琛逐渐学会用更多角度客观地看待实验数据，改进实验。“阴性数据只是一种结果，能指引我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数据不好不等于我的失败。”
“我在国外第一次独立实操静脉采血，是在两位导师身上练习的。” 胡海琛回忆道，“当时科研项目需要为志愿者采血，为了积攒经验，导师便主动让我先在他们身上抽血练习。”技术性操作，他们放手让她试错；经验性内容，则会请专业人士来教，或支持她外出学习。“两位导师常说'It is better to teach a person to fish than to give them a fish（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这个'渔'的路径其实是他们帮我一步一步铺出来的。”实验慢慢有了起色。她先后在2025年英国免疫学会牛津研讨会、欧洲巨噬细胞与树突状细胞研讨会上获得海报奖。
胡海琛在学术会议上做壁报展示
三年积淀，胡海琛收获了扎实的科研思维、规律的运动习惯，以及一颗平常心。临近毕业，她计划回国后聚焦免疫衰老与运动医学交叉领域，探索运动医学中炎症及抗炎相关分子机制。
“我想做基础科研与临床研究间的‘架桥者’”
2017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江晨宇即将结束在牛津第二年的学习。他在国内的同学已在去年毕业，这个与众不同的副本，有着别样的充实与精彩。
江晨宇在实验室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医师科学家”，这是写在上医临床医学八年制培养方案上的话，这与江晨宇“走出去看看”的想法不谋而合。当牛津项目的选拔通知下发时，他很快确定，这就是自己想走的路。
江晨宇在Ludwi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年会上汇报
江晨宇坦言，点燃他科学热情的，是基础医学院杨云龙教授的课程。“杨老师不全按照课本讲，他基于课本框架，给我们讲解最新发现以及推导过程。”杨云龙的言传身教，让他对前沿研究心生向往。课程结束后，他主动申请加入杨云龙的实验室，此后，江晨宇先后参与了“正谊学者”和“卿枫学者”两项本科生科研项目，并在本科六年级进入肿瘤医院陈海泉教授课题组，进行肺癌淋巴结转移相关的临床研究。
本科时期的科研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临床与基础研究之间的思维差异。“如果能够结合两方经验，我或许能在中间架起一座桥。”这一想法，推动他报名项目，前往牛津深入学习。申请过程中，杨云龙帮他分析导师方向、指导研究计划，陈海泉从国际科研衔接的角度给予建议，医学教务处的老师全程配合材料准备与关键节点提醒。2024年，江晨宇顺利通过项目选拔。
江晨宇在开学典礼上和新生合照（右一）
抵达牛津后，挑战接踵而至。原计划的核心测序技术可靠性未达预期，他决定转组，将课题转向RNA甲基化酶的小分子抑制剂研发。由于课题组并非药物研发背景，实验平台需要从头搭建。“当时进度很慢，但对技术的理解更深了。”科研之外，牛津的多元文化环境也让他收获颇丰。他的合作者来自德国、瑞士、新加坡等十余个国家，跨文化交流为他打开了新的视野。
江晨宇与同事合照（左一）
未来，江晨宇希望做一名“架桥者”，将牛津所学的表观遗传与测序技术同国内肿瘤研究结合，推动临床问题与基础研究的进一步对接。“我不仅要成为优秀的肿瘤科医生，还要做具有国际视野的医师科学家。”
“从枫林路到泰晤士河畔，从上医课堂到国际顶尖实验室，上医学子正以医师科学家“为目标，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稳健成长。复旦上医重视培养学子的国际视野，持续为学子打开全球医学殿堂的大门。在这里，每一位学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连接世界、定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