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贺信，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作出新贡献。
值此贺信一周年之际，又适逢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复旦大学推出“学问中国”系列报道，聚焦复旦学人将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实际行动，深入实践、推动创新、服务发展的生动故事。开篇讲述的，是复旦大学环境法团队二十年躬身沃土，最终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诞生的历程。
晚上睡觉被窗外商场巨型LED广告屏的强光困扰，咋办？露天烧烤烟气扰民，有没有人管管？这些与每个人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烦心事，如今终于有了专门的法典“撑腰”。
本月中旬，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这部立法成果背后，凝聚着我国几代法学人心血与期盼。
复旦大学环境法团队合影
在这场跨越数十年的法治征程中，复旦环境法团队从未缺席。自2004年，团队承担教育部编纂环境法典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项目，到2008年原创性提出“适度法典化”立法模式，再到全程参与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论证，他们始终秉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理念，让环境法研究从书房走向田野，从理论成果转化为立法实践，成为高校学术研究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生动缩影。
原创性提出“适度法典化”编纂模式
5编、1242条、16万字，一部法典，架起“山水林田湖草沙”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对话桥梁。从邻里油烟噪声治理到“双碳”目标落地，从传统污染防治到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管控，全方位回应着国家战略需求与民生关切。
2024年，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这部酝酿多年的法典进入实质性编撰阶段。作为重要的参与单位之一，复旦环境法团队多次参加官方举办的研讨会、征求意见会，通过多种方式提交立法建议。
张梓太参与研讨会
该部法典编纂所采取的“适度法典化”模式，是由复旦环境法团队在2008年原创提出的立法模式，经过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不断完善，目前“适度法典化”的核心内容是指“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具体而言，编纂工作按照三类情形统筹推进：一是将10部涉及普遍性、全局性的问题的污染防治单行法统一整合入法典，并予以废止；二是将《长江保护法》等涉及特殊地理单元的单行法，择其要者纳入法典并保留原法；三是填补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光污染等领域的立法空白。
在复旦大学环境法团队带头人、法学院教授张梓太看来，生态环境领域立法庞杂、社会生活鲜活且不断变化，立法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而“适度法典化”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编撰模式，既解决了以往环境法律碎片化、衔接不畅的痛点，又为适应生态环境领域的动态发展留足空间，兼顾了法典的稳定性与适应性。
传统法律文化与环境法典编纂研讨会合影
生态环境法典的亮点之一，在于“绿色低碳发展编”单独成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独创性设计，填补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空白，为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高位阶的立法遵循。
而这一制度设计的背后，也凝聚着复旦团队多年的研究积累。数年前，张梓太就提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立法智慧。2024年，他曾在《人民日报》发文阐释，中国古代法典有着“寓道于术”的鲜明风格，强调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边界感。
从“技术道路”转向“生命道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范式转型，本质上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整体观的现代诠释，让生态治理回归“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本源。
到“土地”中去，让“论文”回应现实
“环境法是对策法学，必须走到基层去，和最熟悉情况的人交流。”张梓太说。在他看来，生态环境问题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问题”，闭门造车做研究、坐在书房里谈治理，无法解决真问题，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在社会现实场景中做研究。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他，对农村、农业、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每次回到家乡，都会走进田间地头，和农民、基层管理人员聊聊天，听听他们实际的难处与想法。
张梓太在基层调研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对秸秆燃烧的治理多采取“一刀切”模式。基层工作人员需要蹲守田间地头严防死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农民却苦于秸秆“成堆堆着没处去”，最终导致治理成本居高不下，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在长期的调研中，张梓太发现秸秆燃烧看似是环境问题，背后实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时代差”。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迈入工业文明，煤气、电器取代秸秆成为生活能源，秸秆的传统利用价值大幅降低，但农业耕作方式仍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秸秆作为农业生产副产品，缺乏系统化、资源化的处理路径。
“不能简单地‘堵’，要因时、因地制宜，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这一从基层调研中得出的结论，成为张梓太多年来持续呼吁的观点，如今这一理念被正式写入生态环境法典中，让秸秆燃烧治理走向科学精准、分类施策的管理模式，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兼顾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生动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
这样的基层调研，是张梓太的工作常态。他称环境法学科是“走在路上的学科”，他平均一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地调研、看现场、做田野调查、参与实际案例研讨。每一个研究课题的背后，都有大量一线调研的支撑。
“我给学生布置的必读书目里，肯定有一本《乡土中国》。”张梓太认为，环境法研究首先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只有通过长期的调研和思考，才能做出有温度、有深度、能落地的研究成果。
40年“冷门”坚守，以法治护航时代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推动中国驶入工业化快车道，彼时国内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凸显，环境法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的“小众学科”，全国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更是少得可怜。
彼时，张梓太观察到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发展轨迹——美国、日本等在工业化进程中遭遇的严重环境问题，让他做出了一个前瞻性判断：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必然绕不开环境治理，环境法研究终将成为时代所需。
带着这份判断，张梓太一头扎进了环境法研究领域，“冷板凳”一坐就是近40年。2004年，他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环境资源法典化基础研究”，而此时，距离全国人大将生态环境法典列入立法计划，还有整整20年。
二十年间，张梓太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出版《环境法法典化研究》等学术性著作多部，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此外，与传统法律学科不同，环境法研究需要结合环境科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领域知识，这也是张梓太及其团队在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复旦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沃土。
长期以来，环境法团队主动与其他学科对接，依托复旦丁铎尔中心这一跨学科平台，携手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张人禾院士、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陈建民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陈家宽教授、经济学院陈诗一教授等不同院系的学者，联合申报课题、共同培养学生。
“大家从来没有因为名利斤斤计较，只关心怎么把事情做好。”张梓太所说。而且，不同学科导师联合培养出的学生，兼具多元专业视野，能更好适应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的需求。
如今，环境法学从昔日的“小众学科”成长为影响广泛的“显学”。在张梓太看来，此次生态环境法典的通过，是新的起点。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制定了新的研究规划：一方面开展法典评注工作，对重要条款进行理论解读和完善建议；另一方面编撰生态环境法典普及讲义，让这部16万字的专业法典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在万里山河间书写人类文明的绿色诗篇。“从长远考虑，我们在谋划生态环境法典2.0版本的研究，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为美丽中国建设，持续贡献复旦智慧。”张梓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