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走过的路有多长，总有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一个人回到他的故乡。
今秋，黄勇候机回上海，“感觉有点不一样”。因为这次，他即将走进阔别已久的复旦大学，回到母系任教。梧桐林荫道比记忆中更加繁茂，3108教室敞亮依旧，只是当初那个在讲台上谈论哲学问题的青年学子，如今鬓角已染微霜，但他很高兴“这次回上海，买的是单程票。”
此时，距离他从复旦毕业已经过去37年。在这里，他曾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修读，后又赴哈佛大学修读神学博士，在库兹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如今，他正式加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完成了跨越近四十年的学术回归。
“复旦是我教书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
出生于上海崇明的黄勇，在复旦园里度过了硕士与博士的求学时光。期间令黄勇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莫过于站上3108的讲台。
“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不在于它是否能被证实，而是在于它是否可以证伪。”台上，还在读研的他侃侃而谈，为全校来自各不同专业的同学们介绍卡尔·波普尔“证伪理论”。台下，这个第三教学楼最大的教室坐满了人，连走廊、窗边也被围得水泄不通，露出学生们一双双闪亮的目光。
这是1984年下半年，哲学系里的研究生们共同组织的一个关于“哲学研究改革”的系列讲座，本是专业科普，不想却招徕了全校学子的热烈回应。那会儿大学里对于哲学思考的热潮、思想之间热情的碰撞，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上海市乃至全国主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都对系列讲座做了深度报道。
博士毕业后，凭借对西方哲学扎实的研究基础，黄勇顺利留校为本科生教授“康德哲学”等课程，一次机遇随之降临——
“离开过上海很多次。最难忘的是1988年8月的那次”，29岁的黄勇生平第一次乘飞机，隔洋过海经底特律来到美东麻省剑桥访学，结果在哈佛大学阴差阳错再读了一个神学博士，毕业后紧接着在宾州的一个州立大学任教，在美求学任教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回到过上海很多次，但这一次感觉最为特别。”黄勇坦言，“复旦是我教书生涯的起点，也将是其终点。”
“让中国哲学参与世界哲学的对话”
人生的转向时常源于一句点拨。在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建议黄勇：“应该做一些回国后不能做的事情。”他因此走出书斋，主动去听不同领域的课程，并由此结识了哈佛著名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
在杜维明的启发下，黄勇的研究视野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从纯粹的西方哲学研究，转向了中国哲学，并开始思考如何让其参与世界哲学的对话。
“我的方法不是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本，”黄勇总结道，“而是让中国哲学直接参与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对话。”他致力于在西方哲学遭遇困境的命题上，尝试从中国思想宝库中，挖掘出一些“不仅不同、而且更好”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英语世界讲述中国哲学，黄勇面临双重挑战：“如果中国哲学讲的都是亚里士多德也有的观点，那没必要”，既要提出与西方传统不同的独特理论，又要确保这些思想严格植根于中国古典文本，“不能为了对话而创造出一个‘庄子’”。
这种追求平等、创造性对话的立场，自此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基石。为此，一个自主的平台至关重要。2001年，黄勇创办了英文学术期刊《道：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一开始很多人怀疑，做中国哲学的人本就不多，世界上已有三本非西方哲学的老牌刊物，谁会投给新刊？”
面对质疑，黄勇坚持最朴素的学术原则：本人从不在此刊发表；学生也必须先在其它英文刊物上发表五六篇论文后，才允许投稿；所有稿件严格执行匿名评审，即使资深学者的投稿也一视同仁；他坚持亲自发邮件邀请审稿人，而不是通过邮件系统自动投送。
这些看似“传统”的做法，却使其在二十多年间成长为英语世界非西方哲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有很多人问我怎么做到的”，黄勇谦逊地说，“实际上我什么事情都没做，唯一做的就是坚持学术标准。”
“培养研究中国哲学的种子”
想象一下，在研究生的课堂上，学生们的论文不是交给老师，而是准备提交给当代最知名的哲学家本人审阅与回应——这正是黄勇计划在复旦落地的新课程模式。
下学年，黄勇计划用两学期时间在复旦开设“美德伦理学”课程，把在香港中文大学实践成熟的“研读-批评-对话”教学模式带回复旦，“一半时间讲西方理论，一半时间从中国哲学角度进行批评对话”。学生将首先系统研读西方主流理论，再聚焦该领域的国际前沿专著。每位学生深度批判一部著作，并在学期后反复修改论文。最终，黄勇将邀请被批评的哲学家们亲临复旦，与学生们展开一场面对面的、真正的学术对话，并将成果结集出版。
“这会花非常多额外的时间，”黄勇坦言，无论是指导学生修改，还是组织会议，都远超常规教学负荷，“但学生们会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写的文章，会有真正的读者和回应。”这种模式旨在让学术训练从书斋直接通向前沿现场，让青年学子在对话中锚定自己的学术坐标。
中西哲学学者之间的对话，更能激发创意无限。黄勇创办的丛书《复旦“与中国哲学相遇”系列丛书》（Fudan Studies of 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就是学者们平等交锋的“思想擂台”。他专门挑选一批成就卓著但对东方哲学陌生的当代西方哲学大家，邀请国内学者对其核心理论提出批评探讨，并收录哲学家本人的亲自回应甚至修正。目前，关于美德伦理学名家Michael Slote和知识论权威Ernest Sosa的两卷已经出版，第三卷关于Simon Blackburn的即将出版。
“这套书至少有100本”，黄勇一直担心，“有生之年可能还出不完”。作为中国哲学的系列丛书《“道”中国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的创刊主编，他介绍这套丛书是中国哲学领域首个且唯一的权威指南，旨在为世界学界提供关于中国哲学人物、流派及主题的“终极参考”，按思想家划分出版，迄今已出版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20卷。“手头现在大概还有五六本在计划当中”，黄勇表示。
眼光投向更远处，黄勇还计划推动创办“中国哲学暑期班”，邀请教授西方哲学但对非西方哲学感兴趣的欧美大学教授前来短期沉浸，目标并非培养汉学家，而是希望他们在讲授伦理学、政治哲学、哲学导论时，能自然地引入中国哲学的视角；同时，他将致力于深化利用复旦丰富的国际讲座资源，把世界哲学家们一次次演讲串联形成系列工坊，最终形成可出版的深度对话成果……
走在复旦校园里，黄勇常想起80年代为写论文，学校专门提供“查资料费”，让学生赴北京复印资料的岁月。
如今，他带回的是国际顶尖的期刊、创新的教学模式和系统的出版计划。他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与设想，正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