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主任要来了！”
一声压低了的“通风报信”，让科室里的年轻医生们都“如临大敌”。
整个科室都跑动了起来。年轻的床位医生们更是把头凑到电脑前，对着屏幕上患者的资料，把正常数值、异常数值都抄写下来，生怕被提问时答不上来。
这位“孙主任”，正是复旦大学外科学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院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外科教研室主任、普外科主任孙益红。
除了常规医疗查房和偶尔的主任教学大查房以外，孙益红还经常不定时地去病房查看病人，一般不提前通知。“这样搞突然袭击，可以更多地了解临床一线最真实的现状”。
教学查房时，他问得格外细致：患者的突出症状、主要体征、异常检验结果和特种检查发现，既往的特殊病史等等。就连患者的籍贯、职业、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也要多了解一些，这些信息都可能关系到患者的日常诊疗与后续康复。
孙益红给住院医师上课
日常工作中，孙益红总是耐心倾听、积极回应患者诉求，时时提醒年轻医生和医学生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好医生；同时，他也注重对病人症状、体征和异常检查指标的动态观察和分析，强调临床资料收集的准确性、临床思维的逻辑性和临床决策的科学性，“大数据时代更需要精准，原始临床资料的完整和准确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孙益红带领团队切实践行医教协同理念，将临床实践中的严谨态度融入教学点滴，引导学生从细节处坚守医者本分、踏实做事。今年，他获评复旦大学“钟扬式”好老师称号。
“他绝对不会走过场、糊弄人地上课”
“不懂生理、不懂病理、不懂药理，还想做个好医生，你讲不讲理？”回忆求学时代，孙益红依旧记得自己读本科时一位老师对他和同学们说过的这句话，“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永远也忘不了”。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讲理”的医生，把基础打牢。
2017年，孙益红开始给本科生上《外科学》绪论。这是学生们正式进入外科临床学科的第一堂课，孙益红的课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外科学的第一印象。
“孙老师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把自己对外科学和外科临床实践的认识，发现和分析问题的逻辑、方法都融进课堂里。”2009届临床医学七年制毕业生、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唐兆庆见过孙益红备课的过程，“他绝对不会走过场、糊弄人地上课。”
本科教学时，孙益红非常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但他不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觉得这话太老套。他只是打了个比方：“知道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吗？对本科知识点的精准把握，就相当于北斗系统每颗卫星的准确定位。”他停顿了一下，“如果有一颗稍微偏一点，可能不影响大局；两颗偏一点，还勉强能用；三颗偏了，你不就被导到沟里去了？”学生们笑了。
“孙老师一直强调临床医学知识背后的生物学基础和逻辑体系。”2025级外科学博士研究生朱峻甲说。
重视基础，不止于课堂知识，还延续到实习阶段。每年实习动员大会上，他都积极与同学们互动，喜欢随机提问学生，在一问一答之间，了解同学们对基础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醒同学们把握住机会，通过高效的临床实习巩固理论知识，为未来医生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实习入科宣教
外科入科宣教时，他总喜欢考察新进科的本科生有关人体消化系统重要的基础知识点。
“这其实是我们大二组织胚胎学的内容，但时间久了，很多同学要么忘了，要么没当回事，但这部分内容在临床中很重要。”2023级外科学博士研究生马国兴回忆，了解消化道的胚胎发育过程，才能理解其系统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这样不仅有利于分析不同疾病症状、推导出正确诊断，而且有利于年轻医生对复杂解剖知识的理解记忆。手术时该重点注意哪些血管、识别哪些正常的和异常的解剖结构，都有赖于基础知识的掌握。
对同学们的回答不满意时，孙益红总是会把原理重新讲解一遍，并且叮嘱学生们，这些知识没学好，到临床很容易吃亏。
“以身作则，让学生有样学样”
对孙益红的学生而言，向他学习的机会并不少——去手术室取样本时，能看到他指导台上的老师和师兄师姐；科会上，能听到他剖析疑难病例，强调用最基本的原理解释复杂的临床现象，做到言简意赅。但最影响朱峻甲的，还是跟导师出门诊时，孙益红对待患者的态度。
朱峻甲记得，去年上专家门诊时，孙益红曾让唐兆庆和傅敏医生粗略了解过，一名外省市患者来上海就医，一个病人一个陪同家属，一天最少要花费多少钱，结果是700元左右。遇到辗转多家医院、不远万里来附属中山医院求医的患者，孙益红现身说法叮嘱朱峻甲，要尽量一次性解决问题，避免他们来回奔波。
特需专家门诊费用相对较高，孙益红了解一些患者经济困难后，叮嘱患者下次复诊时直接找他的助手挂普通号。他会和助手交代患者情况，助手在后续诊疗中也会及时反馈，从而为患者省下费用。
“这让我觉得，医生应当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朱峻甲说，“孙老师的教育教学远不止医学知识本身。”
在孙益红看来，医生面对病人，正如特鲁多医生所言“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这不像知识一样容易传授，他能做的就是“以身作则，让学生有样学样”。
“做医生之前，先学会尊重病人。”孙益红也教导学生如何待人接物。
唐兆庆回忆起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有一天查房结束后，与孙益红一同走出病房时，唐兆庆正巧碰上一个手术后的老人为表达感激，向他颤颤巍巍地伸出右手。眼看老师在前面大步流星，唐兆庆怕被落下，脚步没停，匆匆与病人握了一下手。没想到这个细节被孙益红关注到，当场提醒道：“怎么可以这么握手呢，有点不够尊重吧？唐医生应该站住了，迎上去，看着对方的眼睛，再跟老人家握手，记得要用点力气。”
曾经，附属中山医院一号楼上常年拉着一道条幅：弘扬中山精神，一切为了病人。孙益红想，以后最好还是要把这条幅挂起来，可以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医院的核心价值。”
中山医院普外科胃肠外科教师节合照
“科室里的所有学生我都要尽力关心”
孙益红很喜欢提问、连环问。
孙益红确认成为马国兴博士生导师的那天，两人聊了近两个小时。期间，孙益红不断考察他临床问题。“我答一个，他问一个，越答他越高兴。”马国兴回忆。
对于每次教学查房时的提问，学生们更是不约而同地形容为“如临大敌”。
孙益红不单单是提问一些有关病理、生理的知识，还会校正诊疗过程中的各种细节。
记录病人尿量的集尿袋上有相对刻度，它长得像个塑料袋，并不规整，平时医生都通过刻度目测尿量，200以上、将近300的刻度，就算作300毫升。但孙益红会较真：“这个真的是300毫升吗？你有倒出来量过吗？”因此，查房时，医生会把集尿袋里的尿液倒到量杯里重新测量，再告诉孙益红准确的数据。“不是斤斤计较，是为了培养年轻人精益求精的职业习惯”。
“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300毫升和200毫升的小便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对一个危重病人来说，可能就不一样了。”唐兆庆解释道。
一天早上，孙益红查房时只问了一个问题：“昨天病人进水多少、出水多少？”管床位的住院医师答道：“昨天补液2500毫升，小便2200毫升。”孙益红盯着他没说话。后来，经核实发现：手术后漏记了500毫升补液，实际进水3000毫升出头。
孙益红解释道，大手术后第一天的病人不能自主进食，一般24小时呼吸、皮肤不感蒸发丢失800水分毫升左右，2200加800理应至少3000毫升，这样一个高龄老人，入水量倘若没有控制好，会影响到后续康复，孙益红格外严谨。
孙益红查房时与患者交流
孙益红分管教学：“科室里的所有学生我都要尽力关心。”
只要有学生约他谈心，孙益红都会第一时间给出明确的见面时间和地点。一般时间多定在两天后，如果出差，就是下周，最多不超过两周。因为工作日程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对待学生们他不喜欢见缝插针、匆匆应付。“只要和孙老师说了，他都会记挂在心上。”朱峻甲说。
日常和学生交流时，他也并非只有“严厉”这张面孔，他总和学生说，不要光顾着学习和工作，要多运动，踢足球、打篮球、跑步、游泳、练单杠，多拥抱大自然，每天都要晒太阳，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灵。
先师王承棓的一句话一直鞭策着孙益红：“像我们这样一个教学医院，要想知道主任或者教授的水平怎么样，只要看看科里的年轻的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水平如何，就八九不离十了。”
传承到孙益红这里，这句话变成：“学生是一面镜子，照见的就是他的老师。”
偶尔，孙益红心里也有点着急：“我明年60岁，还能带学生几年？这些孩子都得培养，不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帮他们打好基础，以后谁帮病人看病？”
但他转念一想，自己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其他不说，导师王承棓教授认识自己的时候，已经62岁了。
“所以我说，我还能再多教几年。”他略带宽慰地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