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全文未出现过“爱情”二字，读者看到最后，只看到为千里江山奋不顾身的年轻人。文艺批评家毛尖感慨，“这真是孙甘露写得最好的一封情书。他不仅自己版本升级了，也让这个时代的爱情版本升级了。”2023年，先锋小说家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斩获茅盾文学奖，成为继王安忆、金宇澄之后，第三位获得该奖的上海作家。
4月23日下午，孙甘露在“阅读上海”复旦大学第十二届读书节上亮相，作“文学中的上海”主旨演讲。同日下午，根据小说《千里江山图》改编、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张瑞涵、马伊琍、韩秀一、冯晖、杜若溪等主演的话剧在复旦相辉堂上演，北堂座无虚席。
“写小说好比‘纸上谈兵’。要把它演出来需要真实鲜活的人，有心跳、有血压、有气息。书是一种媒介、以文字为载体，而在剧场里观众看到的、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我曾看过这部话剧的首演，演得很好。”孙甘露在接受复旦大学融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对话复旦师生，讲述文学与人生
《千里江山图》围绕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和一个即将启动的名为“千里江山图”的秘密行动而展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以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为背景，融入革命、谍战、理想、情感等元素，描摹出英勇无畏的共产党人群像，记录了陈千里等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千里江山图》涉及的历史是来自个人想象还是史实考察？孙甘露坦言，作家写作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本书是涉及到中共党史的历史题材，在材料的考据上慎之又慎。“不过小说创作不是一个材料的竞赛，它兼有想象和历史材料。有时候想象所抵达的真实，比材料更加真实。”
孙甘露认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空间，他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重大的历史事实方面避免虚构、尊重史实，而在小细节上适当地虚构，进行一些文学创作，为此，他做了很多的采访和资料准备。小说前后写作历时一年多。但实际可能准备的时间更长。
“还原当地具体的某一天、某一时刻，以及其中的人物和当时做的事、看到的东西、吃的东西、心里的感受，以及面对一些具体时刻的时候，他究竟是怎么做抉择的。这些对我们后人来说，很值得深思，很想去一探究竟。”另一方面，写作在具体时间有具体的愿望，比如青年时期有较多幻想、不受拘束，中年以后转向对于历史的观照。
坐在孙甘露身边的，是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王宏图。他和孙甘露是多年老友，曾第一时间参加了《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孙老师80年代创作了很有‘先锋特色’的小说，对照《千里江山图》和早期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在某些程度上，早期的作品更多像诗，就像带有非常强烈的梦幻色彩的诗；《千里江山图》是红色作品，同时又是一部叙事作品。”
讲座尾声，孙甘露与复旦师生交流。一位图书馆硕士研究生阅读《千里江山图》时被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深深触动，向孙甘露提问：“您觉得话剧语言的呈现或者影视的表达方式，与小说语言有什么样的区别？”孙甘露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各擅胜场。《千里江山图》已被改编为话剧、评弹、广播剧、剧本杀等艺术形式，还将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等。孙甘露没有参与任何一个版本的改编，因为他想交给专业的人们去做。
相辉堂。伴随着话剧《千里江山图》大幕拉开，复旦师生仿佛重回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沉浸式感受那些隐姓埋名、在黑暗中点燃火炬的英雄故事。话剧采用叙事体的形式，舞台上，一群阅读小说的当代青年渐渐化为书中人物，并不断在两者间穿梭。演员用生动的表演力，充盈而磅礴的情感逐渐将剧情推向高潮，更让原著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为了在舞台上实现小说中“移步换景”式的叙事转场，话剧《千里江山图》利用虚实结合，同时通过装置组合与转台设计，为场景的切换和舞台动线提供更多灵活性。
“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话剧结尾，演员们在星空背景中交替朗诵原著小说中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这个关于理想、关于信仰、关于牺牲的故事让师生泪目，相辉堂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话剧《千里江山图》的改编基本忠实于原著，采用了国际流行的‘边说边演’的方式，团队付出了心血，整体的舞台呈现、场面调度、表演音乐都令人感动。”孙甘露在采访中对话剧的编剧和导演表达感谢，赞赏演员的演出。同时他认为话剧虽然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却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作品了。
一位MFA创意写作专业的女同学向孙老师请教“如何提升写作者的自觉或自信”，孙甘露回答：“写作是创造，小说写作是一个想象性的活动，最重要的还是感受一个人。写作是伴随着你的成长而来的，我觉得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时间点。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就是你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孙甘露：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上海记忆
活动开始前，孙甘露老师接受学校专访，讲述《千里江山图》的背后故事，分享创作与阅读的心得感悟。
1933年，茅盾在上海出版了长篇小说《子夜》，而《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也发生在那一年的上海。90年后，2023年8月11日，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学纽带，交织时空的回响。
作为继王安忆、金宇澄之后第三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上海作家，孙甘露坦言：“上海毫无疑问是上海作家最重要的一个描写对象，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对我们来说就是全世界。
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邮政大楼、大光明大戏院、肇嘉浜、朱家角镇……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勾勒出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城市记忆，来源于自身生活经验、档案资料考察与历史专家采访等方面。“我出生在上海，在上海生活了60多年，这些经历、经验和记忆慢慢地心里产生各种化学反应。书里写到的这些地点，对我来说是很多年里每天路过的地方，非常熟悉。”
《千里江山图》拥有一个真实而宏大的历史背景，“但是这个故事从‘千里江山图’的书名，一直到最后的附录都是虚构的。”曾经有读者看到全书最后《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以及附录的口述记录、牺牲烈士名单等材料，为“真实”的描写而感动落泪。孙甘露则说：“小说正文后的附录都是虚构的，把它放在小说正文的最后，也是小说写作的一部分。”而在小说正文紧迫的任务后面放进来一封抒情的书信，“读者可以发挥想象力，看成是书中具体人物写给另一个人的书信，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或者当时的人献给今天的人的一封信。”
爱情，是孙甘露的主要发明。但是，十八万字的《千里江山图》，没有出现过“爱情”两个字。虽然小说中也有几对青年男女，但孙甘露没有给他们时间谈情说爱。“文学创作也是营造真实性，给读者营造真实感是一个蛮重要的方面。因为《千里江山图》的故事题材，以及时间推进的制约，无法在正面完全展开爱情的铺陈描写。”孙甘露笑言，“当然爱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物，但是含蓄点到，欲言又止的描写，也会有不错的效果。”
《千里江山图》从未出现过“爱情”。“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爱情却在这个关于信仰的故事里得到升华。
写作关乎内心，阅读让人与人贴近
年轻时是邮递员，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孙甘露认为成为作家与曾经的职业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写作是相当内心化的，不同的人在一个具体的环境里面，他所感受到的、他所领会的完全不同。”比如一个常年居住在上海的人，未必会注意到上海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每一个不同季节下雨，雨水老建筑上渐渐收干的那种感觉。“写作的人关心的就是这个东西，把气候变化、日光风雨带给人的感受特质抓住，如果没有的话，那上海对你来说也就是一张嘴里面的一口牙。”
孙甘露在写作过程中保持着一种松弛的状态，“先锋派”的归类、外界评价、获奖与否，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无碍于心。“我觉得写作就是你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然后你再去研究它，然后来表现它，这个过程就蛮愉悦的。”
孙甘露不为写作设定计划，也没有具体的计划。近期他广泛阅读材料，“你看材料以后你就沉迷在材料中，觉得材料比这些虚构的小说有意思多了，非常非常精彩。”
对于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和课程，孙甘露认可其在广义上对写作能力的一种训练，“创意写作只是引导的方式，写作确实也需要一点训练，但是也需要一点点天赋，在我看来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在“4·23”世界读书日当天做客复旦，孙甘露认为在当今阅读电子化、购书便利的时代，办书展、读书会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传播方式在变化，这个商业的模式在变化，有一条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就是人跟人要见面的。作家处理的，无非也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孙甘露策划“思南读书会”，每周六固定举办，已坚持10年，办了450多期，为大众搭建公益的阅读与分享平台。复旦很多老师学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如陈尚君、陈引驰、郜元宝、汪涌豪、张怡微等。
采访结束，他寄语复旦学子：“静心读书”。那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老师对学子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