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9月9日，晚清重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洋务派首领左宗棠第四代“景”字辈再添一丁，得名“景鉴”，希冀其鉴听鉴彻，明察是非。
左宗棠曾留下一句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短短八个字却深深饱含着一代人的心志。这句诗是左宗棠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成为其后辈左景鉴一生最生动的注脚。
20世纪50年代，左景鉴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到重庆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把半生心血挥洒在了祖国的大西南。
念其一生，感其功德，他的子女在其墓碑上刻下“爱国敬业，医坛建功绩；言传身教，为国育英才”这十八字，是以为记。
日前，《世纪》杂志刊文《晚清名臣左宗棠曾孙、外科专家左景鉴的一生》让我们在时光的沉淀中，追忆上医西迁专家左景鉴教授的一生。
左景鉴（1909.9.9-1997.5.12），湖南湘阴人，外科学专家。1937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后在上海医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1952年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1957年到重庆医学院工作，1957—1968年任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译有《克氏外科学》，与黄家驷合编《黄家驷外科学》等著作。
1937年，左景鉴在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得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他曾任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副院长和中山医院副院长。1956年，他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举家西迁，创建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为重庆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建设奉献终生。左景鉴历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副主委等职。
上海医学院创立之时，创始人颜福庆就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校训，要求毕业的学生要真正做到为人民谋福利。一代代上医人传承严谨治学、为公众服务的传统，为我国医药卫生与医学教育做出重要贡献。左景鉴无疑就是上医人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但继承了颜福庆正谊明道的精神，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上医精神。
一.初出茅庐：砥砺的前半生
14岁时，左景鉴考入湖南长沙明德中学，就读于明德初小第十三班。明德为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创办的湖南首个新式中学堂，1919年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中特别赞扬了明德学堂，认为明德学堂继承了时务学堂的传统，“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明德倡导学子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毁家纾难，教育救国。正是因为这种办学思想，明德中学聚集了一批胸怀济世理想的青年。就读明德中学期间，左景鉴与其兄左景銮都曾参与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疾苦。
1929年，经明德中学校长推荐，左景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前身，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后文简称“上医”）医本科专业。此时上医按美国的医科大学和北平协和医学院规定，要求“医预科3年毕业或理科修业2年,再修毕5年医学本科……给予博士学位”。由此，左景鉴先前往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医学先修科学习。1932年，金陵大学毕业后，左景鉴同年回到国立上海医学院学习。1937年，左景鉴在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并取得医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6月19日枫林桥国立上海医学院举行毕业典礼，院长颜福庆发表开会词，当时《申报》刊登了与左景鉴一起毕业的共计十六位毕业生的照片。
1937年6月20日，《申报》刊载有关上海医学院举行毕业典礼的报道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在上海爆发。刚刚毕业的左景鉴立即参加了由颜福庆率领的国际红十字会救护大队，担任第38队医疗队队长，随上医师生一起奔赴前线，先后辗转上海、广西、广东等地开展战地救护工作。左景鉴与妻子龚之楠也在抗日救护医疗队中相识相爱，并于1939年在桂林完婚。
1938年左景鉴（一排左三）与龚之楠（三排右二）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第38队救护医疗队
1940年大女儿左焕琛降生。1942年，左景鉴回到上海，就职于上医附属中国红十字医院（今上海华山医院），任住院医师。在华山医院的工作时，一家人的生活很艰苦。左焕琛母亲后来告诉她，当时父亲患有肺结核，还吐血，但不能声张，怕失去工作。当时家里最好的伙食就是能吃上一条小黄鱼。幸好有姑妈照顾，一家三口就借住在姑妈家的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里。
左景鉴与龚之楠结婚照
即使身处艰苦的环境，我们如今依旧能从片段史料中看到左景鉴专注学术和科研的努力。他曾在国内著名刊物和欧洲著名期刊上发表许多论文。1947年，《上医月刊》上发表了左景鉴翻译的《腹部手术后早期行动治疗法》一文，该文梳理了国外学者关于早期行动治疗法的研究成果。此外，他还参加了由我国外科学奠基人沈克非组织的《克氏外科学》的编写。在华山医院的砺炼中，左景鉴逐渐从一名住院医生成长为外科专家。左景鉴还加入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上海分会，并担任过外科学会上海分会主任委员。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上医成立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医疗队，由中山医院胸腔外科专家黄家驷院长任总队长。上医三百余名师生先后分三批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治疗伤员。在援朝医疗队中，左景鉴最初负责前面出发队伍中筹备器材和药品的工作。1952年，左景鉴作为第三批队员前往前线，被借调至中央军委卫生部到丹东进行血库建设，并承担其中部分技术领导工作。经过短短3个月的筹建，他与上医沈克非、湖南湘雅医学院易见龙、军事医学科学院杨淑雅和徐择邻、南京军区总医院肖星甫等众多著名专家组建了新中国自主设计的第一个大型中心血库，冷链送血车的设计，开展了陆地长途运血及分离血浆等研究，同时他和肖星甫教授还共同研究完成了手提输血箱，因此挽救了许多前线志愿军的生命。这不仅为在前线抢救伤员做出很大贡献，此后这套血液保障体系在军方的主导下保留下来,并先在军队内部实现了体制化、专业化,再进而将其转向民用推广至全国。
1951年上医抗美援朝医疗队出发，黄家驷（居中）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第二大队队长
二.溯江而上：举家西迁重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沿海与内地存在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极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有效地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上海各高等学校挖掘师资潜力支援内地兴办院校。1955年初，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高教部3月30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规定有计划地调整、扩大和开办各类高等学校，十一所新建高等学校进行筹建工作，上海第一医学院将迁至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但在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书记、院长陈同生的建议下，周恩来总理确定把上海第一医学院“全部内迁”改为“抽调部分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
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教师、医生由上海第一医学院配备，党政干部由省市调配。上海第一医学院除派教师及医生以外，还派了部分行政干部。1955年11月，上医成立重庆医学院师资配备委员会，确定了重庆医学院2/3的师资、1/3的行政人员由上医配备。陈同生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以后又调内科学专家钱悳去重庆医学院担任副院长，后任医学院院长。1956年夏，左景鉴也接到西迁重庆的任命，担任上海医学院支援重庆医学院师资配备委员会副主任，并与黄家驷一同前往重庆开展前期筹备工作。长女左焕琛回忆道，因工作业绩的成就，1954年在市政府分配住房时，左景鉴获得了复兴中路上新康花园180多平方米的复式公寓。但舒适的洋房还未住多久，左景鉴在1956年就奔赴重庆工作。1957年正值上医30周年的校庆，左景鉴代表重庆医科大学回上海来参加庆典。左焕琛本满心欢喜地期待着父亲庆典结束后就回上海家中久居，不料回到上海家中的左景鉴却与女儿商量“这次我回来想跟你商议一件事，就是想把妈妈和弟弟妹妹一同迁到重庆去”。
1956年庆祝重庆医学院成立及开学典礼大会
左焕琛对此十分不解，父亲却告诉她“我是领导，我一定要带好这个头啊，我不去的话不做出榜样是不行的”。左焕琛曾试图和父亲商讨，希望留下母亲和妹妹在上海，左景鉴断然道：“不能只带弟弟走，要去就一起去，带头就要全家都去。你刚刚考取上医，我希望你留在上海好好学习”。就这样，刚刚考取上海医学院的左焕琛独自一人留在上海求学，住进学生集体宿舍。
决定举家西迁后，为了表达扎根重庆的决心，左景鉴毅然决然地把上海的房产全部交还给公家。独留上海的左焕琛也曾向父亲抱怨道：“我也不要这么好的大房子，你就跟市政府讲能不能给我留一间小房子，让我一个人可以在上海有地方住。”左景鉴拒绝了她，左景鉴曾说:“我一生就是自立自强，不靠家里就是靠自己奋斗。”左景鉴三岁丧母，父亲也在他十余岁去世。他在上海依靠姑母的帮助独自在上海学习打拼，因此自立自强成为他人生的信条之一。左景鉴也以此教育子女，他告诉女儿“你现在念大学了，完全可以独立了。我不会向组织上要求为你留一间小房间，这是没有道理的。在上海你没有家了，你就和同学一起去住集体宿舍。”就这样，左景鉴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前往重庆定居，没在上海留下一寸住房和丝毫财产。
这样义无反顾的西迁，左景鉴一家一待就是四十多年。耄耋之年的左景鉴才向子女透露出对上海的思念。即使当时左焕琛已担任了副市长，但由于市政府住房紧张还没有为她分配到房屋。左焕琛的表哥曾任上海原子能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是离休干部。他曾背着左焕琛写信给市委，希望：“能否早一点分房子给左焕琛，因他女儿住房在楼上，当时左景鉴已不能迈步走楼梯，最好是能有电梯的房，上楼能比较方便，请让左景鉴在有生之年能够早日回上海看看”。后来，当时的市委秘书长宋仪侨才将此事告诉左焕琛，他无奈道：“确实我们也争取了，但现在房子还没有。”就这样，左景鉴晚年，父女俩也难团聚相会。1996年，左焕琛出差，前往重庆探望了父亲和弟妹，没想到此次见面一别竟是永别。
1996年左焕琛（左三）出差赴重庆，看望了父亲和弟妹们并一起合影
左景鉴最终未能踏上他怀念的故土。临终之际，他曾对小女儿讲：“在我去世之后，你们就把我的骨灰洒在长江里头，让它慢慢流，流到上海去，再归流入大海。”当时小女婿和他戏称，流不过去的，因为现在有葛洲坝、三峡大坝拦着。左景鉴却说“会流过去，水是可以慢慢流的。让它慢慢流到上海去看看我的母校，看看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再看看大上海，然后让我慢慢归流入大海。”
自1955年4月重庆医学院筹建起至1960年7月，上医向重医派遣人员的工作历时6年，先后调集了各系科共四百余名教职工及其家属前往重庆。在出发前，上医就明确告诉西迁教职工，此次内迁并非短期支援而是永久扎根。内迁师生从中国最现代的繁华都市前往被视为“乡下”的内陆城市，各方面的条件可谓天上地下。除工资待遇减少外，还有家属安置、子女就学等各种实际问题，但所有上医内迁的师生都表达了坚决服从党和国家需要，不辜负中央和组织的信任，毅然踏上西迁之路。上医“爱国敬业为人群服务”的精神文化，代代传承，事至今日，上医精神的核心也从未改变。
三.扎根重庆：创建重医附属医院
初到重庆，面临的困难很多，陌生的环境、地理条件的差异、当地卫生水平和条件落后。年过半百的左景鉴担任重医附属第一医院首任院长，开始着手在荒芜的袁家岗上开拓建院。当时的袁家岗还是一片稻田与荒地，左景鉴从勘测地形到请设计院设计，从审查图纸到开工建设，每一件事他都亲自参加，医院的每一块砖头都倾注了他的汗水和深情。他同时还要筹集使用资金，购买仪器设备，还要负责起草建院后的各项制度建设的文件，一步步建立了医院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查房制度、病房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医院还没建成前，他就先在重医儿科医院所在地开设了重医附一院的病房，使医疗工作提前开展起来。
左景鉴院长（左二）和司徒亮副院长（左一）在重医附一院接待外宾
此外，作为重医外科学领域的领头人，左景鉴在胃肠和肛肠外科上取得突出成就，来渝后他仍坚持外科业务工作，带领团队积极总结手术病例、发表学术成果。早前，重庆的胆囊炎患者手术后只能做胆囊造瘘。左景鉴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和调研，决定对严重的胆囊炎患者实施切除术，从根本上解决胆囊造瘘带来的不便，带领外科团队顺利实施了重庆市第一例胆囊切除术，为西南地区胆囊炎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开创性的经验。
在重庆医疗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左景鉴经过全盘考虑和充分准备，亲自主刀对一位晚期肝癌患者的肝左叶进行切除。这是重庆市首例肝癌切除手术，术后患者健康生活了长达十年。即使因为政治运动无法主刀，左景鉴依旧默默指导他的学生进行了重庆市第一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左景鉴也对外科诊断方式进行改进，左景鉴团队在1959年8月至1962年10月使用改良穿刺方法，诊断各类疑难腹部疾患86例,获得良好效果, 并撰《诊断性腹腔穿刺术》一文介绍成果。由于其精湛的技术，20世纪60年代，左景鉴与首都医科大学的黄家驷、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裘法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吴阶平并称中国外科的“四把刀”。
左景鉴和共同来渝的同事们为重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根据西南地区的地域和气候特点，重点发展了重庆医学院的普外、儿科、神经内科、传染病学、高原病学等专业，为重庆医学院成为卫生部的直属16所重点院校之一奉献一生。在医生的培养上，左景鉴定期查房，给青年医生做示范手术，并指导下级医生做手术。他对下级医生要求严格，要求每个外科医生必须通读多种重要的医学著作。他与同赴渝的林春业等经常到市属医院交流经验，并指导这些医院开展他们还没做过的手术，如“脾肾静脉吻合术”“甲状腺手术”“胸腔手术”“严重的烧伤”等手术。在指导这些医院提高医疗水平的同时，也与各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其成为了重医的教育基地。同样从上海西迁来的戴钟英曾担任左景鉴秘书，他讲述了初到重庆时的医疗环境，那时来渝的上海医生秉持着上医传承而来的优良作风，从不放弃每一位病人。再困难的病人，哪怕没有床位，努力加床也从不会拒收，以精湛的技术挽救每一位患者。1957年至1968年，左景鉴任重医附一院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左景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取消了院长资格，下放到手术室当工人。冬天他负责起火烧炭炉的工作，为手术室供暖。他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兢兢业业地干好烧火工作。工人们同情他，叫他可以晚点来上班，但他认为一切要为病人和医生着想，一定要让医生手暖能拿稳手术刀，不能给病人带来任何损失，他乐观地做好每项工作。其间，左景鉴还组织老师静心在学校编写教材。神经科医生董为伟回忆道，当时内科专家郑伟如负责内科教材，左景鉴负责外科教材。
医院之外，重医钱悳校长和左景鉴等人也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为农民防病治病。他们下到农村的医务人员，一面开展巡回医疗，为农民防病治病，一面帮助培训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并对农村的多发病和常见病进行调查研究。
四.自强自立：乐观抗癌二十年
1971年，左景鉴因血尿确诊为膀胱癌，回到母校附属中山医院进行了全膀胱手术切除，直肠代膀胱，腹壁人工肛门和腹、盆部淋巴结清扫手术。当时病理诊断为膀胱未分化癌，淋巴结有转移，恶性程度高，预后差。当时医生估计他活不过一年，但他毫不气馁开始了漫长的顽强和疾病斗争的路程。
左焕琛去北京看望了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父亲左景鉴
虽有术后感染、术后肛门难控尿液外漏等诸多问题，但左景鉴从不气馁，积极尝试用诸多办法来控制、解决。他想尽办法让自己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和工作。母亲告诉当时回重庆探亲的左焕琛说：“你爸爸真是坚强，开了这么大的刀，又是膀胱癌做了结肠造瘘人工肛门和直肠代膀胱手术，又有切口疝。但他还能为青年医师上课，带领学生去农村基层开门办学。但等他回来后，我觉得他的气色比以前还好，他快乐了，我也就不计较，让他去参加工作吧。”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左景鉴仍坚持前往北京参加会议。由于开会有时需要提前到场，需等待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左景鉴想办法用腹带把自己腹部层层紧紧地包扎，解决粪便溢出和漏尿难题，坚强地前往北京参会，积极地参政议政。
1975年，左景鉴突发心脏后壁心肌梗死，但他大难不死，抢救了回来。1985年他不慎被自行车撞倒，导致多根肋骨骨折及前臂桡尺骨骨折，但他带着肿胀的前臂石膏绷带，仍坚持参加了会议和活动。1990年，左景鉴发生第3第4腰椎骨折，起初被诊断为癌症复发引起的腰椎病理性骨折，后来诊断是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打了补钙的针后他又站起来了，还去了北京。过不多久，他又因右侧脓肾，做了右肾切除手术。他一次次地顽强与病魔作斗争。他曾对子女笑着说道：“我多次到‘马克思’那儿报到，但都被‘马克思’拒绝，又将我推回来了。”在患癌的二十多年中，他总是乐观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最后左景鉴在88岁的高龄过世，比预期的诊断延长了26年的生命。
上医“为人群服务”的精神文化，自颜福庆老校长创校开始就一代代传承，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奔赴前线的上医人，还是六十多年前西迁的上医人，他们也以饱满的热情前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回顾父亲的一生，左焕琛曾在采访中感慨，父亲一生都恪守着颜福庆的办校宗旨，矢志不渝地遵循医学为人群服务、为人群灭除病苦。
1986年重医30周年校庆留影（前排左三为左景鉴），图照由戴钟英教授提供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故人”，这些字句都是左宗棠对后代的家训勉励与期许。这包含了从最初强调自食其力的自主，到勤劳节俭、读书劳动的身体力行精神与报效国家、服务百姓的人生价值。左焕琛说，父亲经常教导子女要热爱祖国，说:“虽然祖辈做大官，但他没给我们后人留下什么家产，留下的就是爱国为民的精神和勤读节俭的家风。”他教导子女生活上要克勤克俭，凡事都要自己去克服困难，他也践行报效国家的家族传统，将毕生精力和技术献给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左景鉴逝世后，后人在其墓碑上刻文“爱国敬业，医坛建功绩；言传身教，为国育英人”。在他的影响下，左焕琛全家三代人都选择了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疗卫生事业。左景鉴的人生正如《周礼》所言，明洁一生，“以鉴取明水于月”。
（本文经左景鉴长女左焕琛教授审阅并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