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先贤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在上医95年的奋斗历程中，无数上医前辈严谨治学，医德高尚，对上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6年，经中央核定，上医有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这些教授都是各学科的先驱者、奠基人或领军人物。
他们在医学教育岗位上以身示范、立德树人，在救死扶伤的事业中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王有琪（1899～1995），男，回族，江苏六合人，九三学社成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30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理学院动物系。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专家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组织胚胎学及显微结构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上海解剖学会理事长，华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
学成归来，奠基解剖组胚学
1899年4月10日，王有琪出生于江苏省六合县一个杂粮小商贩的家庭，家里贫苦，他十一二岁就开始帮助家里，一大早出发背米，要到下午才回家。王有琪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考入在南京的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早在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就对动物学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担任小学老师的四年中，仍然坚持业余自学，终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理学院动物系，1930年毕业后，经院长兼动物系主任蔡堡教授推荐，在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解剖科任教。
1937年春，王有琪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及国立上海医学院资助，于当年9月离沪赴美，进入州立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深造，攻读基础医学中的人体解剖学，兼人类学。次年6月即得该院理硕士学位，后仍在该院攻读研究，至1940年3月，获得该院哲学博士学位。返沪后，仍在国立上海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回国后不久，上海医学院迁至重庆教学，王有琪被派去歌乐山主持解剖学科教学，抗战胜利后返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剖学教学缺少尸体标本，这是解剖学教学中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王有琪毫不退缩，四处奔走联系，多方商谈，终于协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上海市尸体解剖条例，从而保证了学校教学用的尸体供应。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医学院成立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王有琪任教研室主任，又发动全室同志白手起家，建立切片室，广泛收集不同发育时期的正常与畸形胚胎标本共400多具，制作不同规格的示教切片和早期人胚和牛、羊、猪胚的连续切片，供教师、研究生与进修教师参考应用，布置胚胎标本陈列室。该陈列室标本齐全，保存完好，非常珍贵，得到国内医学院校同行的称赞，对教学和科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加深学生对形态、结构的理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王有琪还设计和指导有关人员绘制一些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挂图，在教研室创建了教学模型室，亲自组织能工巧匠，把自己设计、拟制的模型，交付他们试制、修改，终于生产出一套胚胎教学模型和部分器官的模型，使抽象的机构形象化、平面的图片立体化，帮助学生和青年教师想象和记忆，提高教学效果，深受师生欢迎。有些教学模具还推广到全国有关高校，甚至外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医学教育事业。他还对人脑的研究工作特别感兴趣，建立了神经形态室，并兼任针刺麻醉研究的指导工作。他用大型切片机将整脑切成60um厚的连续切片，进行不同染色的观察，比较各脑区的细胞与纤维构筑及其通路联系，并将积累多年的科研资料汇编成《人脑构筑学图谱》，填补了当时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医学院校都是用外文教本，国内教材几乎是空白。王有琪着手编写中文的《人体解剖学》《人体组织学》《人体胚胎学》和《神经解剖学》等教材，并根据上海医学院的标本切片和大微体结合的原则，于1952年组织编写《人体胚胎学纲要》和《人体胚胎学实习指导》，1957年编写完成《组织胚胎学》，后又相继主编全国首部《组织学》（1960、1965）统编教材、《人体胚胎学图谱》（1962）等高等医学院教材和参考书。1953年编著《现代中国解剖学的发展》（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
王有琪认为，要提高中国解剖学的学术水平，必须建立学会组织，以利于学术交流，促进教学、科研和培养工作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初，他与卢于道、王仲侨等教授在重庆商讨成立解剖学会，1947年，在王有琪、卢于道、齐登科、王凤振等教授的倡议下，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解剖学会。1953年，成立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时，解剖学会就成为专门协会的一员开展活动。解剖学会上海分会除定期开展学会活动和出版期刊等学术工作外，还先后两次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进行人体解剖及胚胎发育的标本陈列宣传，向社会做好科学普及工作，产生良好效果。
六十春秋，杏林育人塑风范
王有琪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主张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同时并进，教学实践与科学研究相辅相成。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组胚和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更要学习组胚学科的基本技术。第一步是练习磨切片刀，然后学习制作组织切片。他要求学生反复练习掌握不同方法的各个环节，边染色，边在显微镜下检查成品，逐渐掌握各类组织切片的制作方法。通过观察显微镜下不同的图像，学生既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又是一种艺术享受。王有琪的学生高摄渊（江西医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上王教授的课，让我体会到‘兴趣是培养出来的’这句话，这是我由‘不感兴趣’到成为毕生事业的第一步。”
1959年，王有琪教授（左一）指导学生进行组织胚胎实验
人体解剖学、神经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都属解剖学范畴，王有琪精通这四门学科。讲授组织胚胎学时，对胚胎各器官不同的发生变化之复杂过程，了如指掌，随口可讲；神经解剖学更是其专长，面对错综复杂的结构，不论是外观、剖面，乃至大体到镜下，对其名称、部位与周围的毗邻关系都是滚瓜烂熟，令人折服。要求学生每人实际解剖一具尸体时，遇到困难请教他，他过去挥动几下刀子，用2分钟不到的时间就能在尸体中解剖出任何一条神经或血管。他带头制作的人脑连续切片染色标本，结构分明，令人叹为观止。他还经常教导学生说这四门学科关系密切，要融汇贯通，从发生到大体及细微结构，联系功能，做到心中有底。他在给学生做专题讲座或有问题请教他时，常以这种方式并结合生理、生化知识指导学生。
不仅如此，王有琪对学生关爱有加，甘为人梯。1951年，上海医学院第一届组胚高师班共有6名进修生，其中5名来自其他兄弟院校。时任教研室主任的王有琪把最宽敞的一间朝南的办公室作为学习场所，组胚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们则在走廊边门外的一间狭长的房间内办公。每天，王有琪亲自打扫办公室，对学生态度和蔼，细致地关心着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高师班的学生倍感亲切，也深深地被教授的言行感动着。1953年，这批学生从高师班毕业，临分配前，王有琪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我们教科书上的人胚发育数据都是外国人的资料，我们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因了王老师的这句话，高师班毕业的高摄渊在之后的教学之余，做了个有心人，三年内收集到共20多个3—8周的完整人胚和30多个不同胎龄的正常胎儿和畸胎，观察外形并做出了一些胚胎连续切片。
1978年，高摄渊又来到母校拜访王有琪，那时年近八旬的王有琪正与许多同行专家讨论修订组织胚胎学的全国统一教材，并酝酿讨论出版我国第一部大型参考书《组织学》，他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广纳贤才，同行、学生纷纷参与，于1981年完成出版。
1984年，以王有琪教授的接班人谷华运教授为首，组织全国70多家单位、30余位胚胎学工作者，经过8年艰苦努力，收集测量了自23—287天胚胎的24万多个数据，得出胚胎发育参数50多个，首次制订了“中国人胚胎发育时刻表”，综述胚胎主要器官的组织发生等，于1993年1月出版第一部描述我国人体胚胎的书——《中国人胚胎发育时序与畸胎预防》。
1980年3月22日，全国科协第二次大会期间，师生同桌共叙未来。从左至右：高摄渊（女，江西医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王有琪（国家二级教授，上海医学院，193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钱惪（国家一级教授，重庆医学院院长，1932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曾任华山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学院副院长，1958年调往重庆医学院），夏镇夷（国家三级教授，九三社员，1939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薛和（1955年上海医学院毕业）
王有琪自1930年开始任教于上海医学院，除了赴美深造，一直在上海医学院默默耕耘了60多个春秋。他时常对青年教师说：“把你们一个个培养出来，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摄于1985年3月2日，执教从医50年之际
可亲善良，爱好广泛一老头
1954年，王有琪被国务院任命为华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统一、医学教育事业，尤其是少数民族问题等，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据颜福庆的长孙颜志渊回忆：“1980年秋我加入九三学社，常常得到王老的勉励与教诲。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一直称呼他王伯伯，他要我继承爷爷的遗志。王伯伯常对我说‘对人要有爱心，做事要专心’。”颜志渊表示，自己的爷爷曾经说过，王有琪是一个做人很厚道，做事很认真专心的人。“可见，在爷爷心目中，对王先生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对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相当认可的。”
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王有琪在孙女胡延玲的记忆中是个有趣的老头儿。有一次，她问爷爷，用纸盒装水，把水烧开而纸盒不会被烧坏，这是真的吗？爷爷说试试不就知道了。于是，爷孙俩一起动手做，果然水烧开了，而纸盒还是完好无损，爷爷说凡事亲自动手做了才能知道结果。那时候小伙伴都在踢毽子，胡延玲当时刚学会，就在家里踢，爷爷看到了说，爷爷也会哦，边说边拿起毽子踢了起来，孙女一看，爷爷不仅会踢，还会踢出各种花式。爷爷还陪着小孙女用棒棒糖的塑料棒做小钉子，用棒冰棒做蝈蝈笼，用火柴盒做小桌子……王有琪的陪伴依然让胡延玲的童年生活充满了欢乐。
在胡延玲看来，生活中，爷爷的爱好非常广泛。工作之余，爷爷会带着奶奶，坐着三轮车去听京剧。上海医学院在1953年就建立京剧小组，每周活动1—2次，到1954年正式扩建成立上医学生会京剧团，上海医学院院部和附属医院广大员工中也是京剧人才济济，票友云集，每年都有演出，爷爷只要有空，一定会参加。爷爷还会下象棋，大儿子胡松曾经是延安地区象棋比赛第二名，探亲回沪，闲暇之余，总爱跟父亲“杀”两盘，也总是不分胜负，原来，“老头儿”不只会，还精通棋艺，果然深藏不露！
当然，更多的时候，“老头儿”依然是个工作迷。他常说，解剖并不可怕，都是尸体，又不会动，有啥可怕的呢？吃饭时，还经常就着桌上的美食，讨论组织胚胎，进行结构分析，有时买了羊头，“老头儿”就对着羊头大谈大脑结构，指着骨头做各种解说，好在家人都是学医的，早已习以为常。
本文节选改编自《王有琪传略》（作者：曹晓燕 周国民 裴鹏）
致谢：原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颜志渊、胡延玲、王蕙仁、王健瑚、周国民、裴鹏等人以及复旦大学医学院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上海医科大学创建80周年”出版物编审委员会：《上医情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2. 复旦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编：《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3. 《上海医学院志》
4. 王有琪在市政协的相关发言提案材料等，上海市档案馆。
5. 王有琪及九三学社上海医学院支社相关材料等，复旦大学医学院档案馆。
6. 《解剖学杂志》，1995年18卷3期。
7. 吴合主编：《上医人的足迹——部分上医校友给母校的汇报》
8. 颜志渊、胡延玲、王蕙仁、王健瑚、周国民等口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