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中学的化学实验室里存放着一张全校皆知的旧书桌。木桌四周有黑色水笔密密麻麻的印记，那是历届复旦研支团成员的签名。王民中学是宁夏接受复旦学子支教年头最长的学校，也是复旦大学支教扶贫的一个缩影。23年来，已有51名复旦学子担任过王民中学的支教老师。2022年4月底，这张书桌被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借用作展品，于是林伯韬和队友们提前签上了名字。站在桌前时，林伯韬颇受触动：“你会感觉自己身后站了很多个人，未来也会有很多人站在你的前面。”
2022年3月29日，在宁夏西海固海拔1800米的六盘山西麓，一场“梦想校服”捐赠仪式在西吉县王民中学拉开了帷幕。教学楼前的空地上，课桌一字排开，同学们排着队依次领取新衣，又纷纷在第一时间换上。这一天，在团宁夏区委、团固原市委协调解决下，由爱心企业捐赠的价值2万元的114套冬季校服全部发放至学生们手中。
在现场主持活动的是复旦大学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林伯韬。去年九月，他和同伴们踏上了为期一年的支教旅程，目的地便是王民中学。这里入冬早，十月份就飘起鹅毛大雪，学生们穿的校服太薄，在室外常被冻得牙齿打颤。得知这一情况后，一个“梦想校服计划”在林伯韬心中发了芽。他一面联系厂家，一面征集同学们的校服设计稿、请服装设计师朋友帮忙，并拿出了自己积攒已久的两万余元作为启动资金，为学生们制作冬季校服。
新学期的第一个周一，第一批孩子领到了“梦想校服”；三月底，其余同学也在当地团委的支持下穿上了这套加绒的新校服。此外，林伯韬还联系到了固原市的一家爱心协会，从2023年起，协会将每年资助新生的冬季校服，让这个关于梦想与温暖的计划得以延续。
林伯韬与穿上新校服的同学们合影
一套校服如此，一项事业亦如此。1999年，复旦大学作为最早响应团中央、教育部号召的高校之一，组建首批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奔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基层一线开展服务。23年来，复旦共派出377位像林伯韬这样的支教队员，前往宁夏西吉、贵州息烽、新疆拜城、云南永平、四川喜德、青海玉树六地九校。在那里，他们参与一群孩子的成长，也书写自己的青春。
出发：“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
出生于福建、成长在宁夏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17级本科生林伯韬亲历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七八岁时，他第一次来到西吉，从固原市区到县里道路不畅，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个地方居然这么苦”是他对西吉的第一印象。但之后的十几年间，林伯韬逐渐感受到，不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文化教育，“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自然而然地想要参与其中”。多年来，一直担任学生骨干的他热衷服务他人和集体，大学生涯中感触最深的两段实践经历——大二寒假的海原县脱贫调研、大三暑假的泾源县驻村锻炼又都发生在宁夏，这让他倍加渴望以新的身份和视角回归，去反哺养育他的“第二故乡”。听说研支团这一项目后，林伯韬决定将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需要相结合，“花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一生难忘的事”。在管理学院，做出同样选择的同学很少，但父母和朋友的态度让林伯韬颇为感动：“爸妈签字时说替我骄傲，我的好兄弟们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儿。”
比林伯韬早一年出发的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第22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刘磊在做出决定时也受到了自己成长和实践经历的影响。他从云南来到上海上学，亲身体验到了东西部地区在教育理念、教学设备以及学生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距。抱着“想为改善这一局面尽一份力”的心愿，他曾发动身边的朋友，一同发起了一个家乡贫困学生资助项目，但进展并不顺利。“当时想得比较天真，”刘磊笑道，“我发现，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可能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是我们不了解的，不是简单的经济资助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段经历也让他意识到个人力量的渺小，“我必须到一个更大的集体里去做这件事情”。因此，面临毕业去向抉择时，他选择了加入研支团。
对于新闻学院2018级本科生马雪迎来说，入选复旦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则有些“水到渠成”的意味。“支教”这个概念对她而言并不陌生，高一时为期一周的支教经历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也有遗憾，“你会发现短期支教很可能就像一颗流星，划过之后就灭了，可能会在少数人心里造成一点波动，但是这种波动能持续多久也是不一定的”。马雪迎当时就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更长久地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更有帮助一点。”身为北方人，马雪迎习惯了相对干燥的气候条件，且很早就独自在外寄宿的她一向自立，因而对支教点的生活条件并不悲观。在她看来，早期奔赴西部的学长学姐们艰苦得多，“研支团有首队歌叫《出塞曲》，确实有一丝悲壮的意味”，而当下的物质差距不像从前那么显著，她更希望带去一些“持续性的、精神文化方面的东西”。
马雪迎说，父母和她一样“都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因此很支持自己“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今年九月，她将在《出塞曲》的旋律中再次出发：“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遇困：“心理落差挺大的”
初到西吉将台中学，刘磊和伙伴们就遇到了生活上的考验。据他回忆，临行前学长学姐们曾提醒要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当时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都怀着很向往、很憧憬的心情，也觉得那不会是什么困难”。
然而，西海固的冬季寒冷漫长，从10月至次年5月“随时都会下雪”；气候寒冷干燥，三个南方人“经常一起床就发现流鼻血了”。轮到早读看班时，刘磊6点多就要起床，“室外最低温会达到零下二十度左右”。平日里，生活用水需要去专门的水房打好拎到宿舍，废水也必须倒入特定的下水道，“冬天学校里的水管容易冻住，这时候就会没水用”。上厕所需要从学校北边穿过一整个操场到南边的楼里，“洗澡和洗衣服也不方便”。往届研支团学姐买回的半自动“志高”牌洗衣机成了代代相传的“宝贝”，虽然每次注水、洗衣、脱水、排水都需要人专门站在旁边手动操作，但“在冬天很冷时它确实算是帮了大忙”。
将台中学支教点的洗衣机
困难还不止于此。乡镇中学的硬件设施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完善，生源数量和水平却因人口城市化有所下降。刘磊坦言，刚开始个别孩子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令人担忧。怀着满腔热望来到这里，半个学期过去班级成绩也并无起色，甚至“我们成天着急但他们自己看上去满不在乎”，这些都让刘磊感叹“心理落差挺大的”。第20届研支团成员、现新闻学院博士生施畅曾比喻：“我常感觉自己就像西西弗斯，班级成绩就是那块巨石，我努力地推它往山顶走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滚回原处，日复一日。”
林伯韬也在教学和管理过程中遇到了挑战。王民中学的一些孩子天性顽皮，下手没轻没重，“打架能把门牙打掉”。林伯韬在学校里负责教授道德与法治课，他认为自己不仅要讲课程内容，还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作为三名支教队员中个子最高的男生，他也常挑起管纪律的担子，而如何“制服”孩子们一度让他感到困惑。一次夜间查寝结束后，林伯韬又留守了一个多小时，发现有间宿舍“吵闹得正欢”，影响了其他学生休息，且批评过后仍未改观，于是领着他们一起去操场跑了两圈。“现在折腾够了，可以好好睡觉了吧？”他催学生快快睡觉，再次提醒保持安静，表示自己还会来检查。“这时候就有个孩子用方言念叨了一句脏话。”感到“忍无可忍”的林伯韬把这位同学领去了校长办公室处理，他表示，“这种小事情其实也不少”。
成长：“共同寻找相互促进的方法”
和学生们相处久了、家访次数多了，林伯韬发现“每个孩子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过得并不容易，可能留守家中，可能经济拮据，可能父母双亡。林伯韬希望与他们“建立超越师生的友谊”，多给他们关怀。面对调皮的孩子，他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因材施教的方法，让他们能够“亲其师，信其道”。比如，他会记住“问题孩子”的生日，在当天的课堂上播放生日歌、送上小礼物，“这招百试百灵，现在全校没有特别不服我的学生”。
刘磊与学生们感情的深化则源于一次关于离别的“预演”。2020年11月下旬，他有事需要回上海一趟，班里的学生听说后，“好像一下子丢了一个亲人一样”，一下课就从宿舍门缝里给刘磊塞纸条。“平时惹老师生气的懊悔，没有认真学习的愧疚，得知老师要离开时的不舍……大家把心声全写在了纸条上。”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准备赶飞机的刘磊发现学生们跑到了宿舍门口，“堵着我，说不让我走”。到上海后，他收到班主任老师的短信，“学生们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当时的刘磊陷入生活和教学的双重困顿，初来乍到时的新鲜感已被疲倦取代，但这次短暂的分别使他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真心。
从上海返回西吉后，刘磊反思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加快了家访的脚步，希望多和学生交流，“你只有真正地去走近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学生们经历过这次离别后也更加珍惜与刘磊的情谊，课上“闹腾”的少了，课后请教的多了。“孩子们有时也能看出我的一点点疲惫，想要和我共同寻找相互促进的方法。”第二个学期，班级成绩走起了上坡路。
孩子们也成为了刘磊克服生活困难的一大精神动力。在家访中，他看到有不少学生生活条件比自己更艰苦，“小孩子都能够那么开朗欢乐地学习，我们作为老师，更要做好榜样”。
在渐渐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的同时，支教队员们自己也在成长。林伯韬盘点起自己的收获，除了“厨艺真的长进了不少”，还有在教学过程中获得的理论知识提升；最重要的是，支教队员们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在一线看见真实的中国基层。第17届研支团成员徐驭尧也认为，一年的支教生活“让人深刻体会到了社会的参差和多样，从而对他人有更多的包容和同理心”。他补充道：“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太多，有时候他们只是运气不好生在了偏远落后的地方，所以前进的路上多一些艰难。”
开窗：“我相信他们会永远需要这样的窗口”
对于支教点而言，复旦研支团成员的加入，并不仅仅意味着校园里多了几位新老师。事实上，研支团以“教学-家访-文化-资助-宣传”五位一体的帮扶方式在基层一线开展支教扶贫服务。
与当地教师相比，研支团老师的确存在一定特殊性。“我们和学生们想象中的传统的老师是两种形象，他们会更愿意把心里话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快乐和陪伴，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林伯韬这样说。教学之外，他们尝试为孩子们带去更多。
将台中学的图书馆是复旦研支团早年间通过多渠道募捐筹建成的。这里已经建立起较成熟的管理体系，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借阅图书。广播站和文学社则各自汇聚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学生，支教老师们会给予相应的指导。第20届复旦研支团成员阿卜杜米吉提·艾买提喜欢足球，得知学校由于条件受限无法开展上级要求的足球培训，他毛遂自荐，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立了两支男生足球队和一支女生足球队，并为球队争取到了上海上港集团每年6万、为期5年的经费资助。
王民中学的校园生活也并不单调。国旗护卫队是学校的王牌项目，自2019年由复旦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第21届研支团成员薛鹭牵头成立以来，目前已累计培育了四十余名队员。林伯韬来到这里后，发现很多同学一上台就特别紧张，于是创建了主持人队，带同学们晨读。“早上6点半还很冷啊，有时候我还迟一两分钟到，但他们都在等我了。”合唱团和摄影队也在慢慢组建起来，报名的同学不在少数，但由于设备不足、专业老师匮乏等原因，社团离“完善”还有较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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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中学国旗护卫队队员在升旗
喜欢摄影的林伯韬在b站有自己的账号，支教生活中，护卫国旗、组织合唱、设计校服等故事都被他用视频一一记录。“这是我和孩子们一起拍的。”他笑道。在视频《复旦支教老师化身Tony为同学爱心理发！》中，林伯韬“变身”理发师，在音乐教室的大镜子前拿着推子为孩子们理发。原来，王民的孩子们由于交通、经济等条件限制很难按时理发，林伯韬就特地去县城拜师学艺，每周为同学们免费理发。他发现，这一举动还意外地打开了一扇联通师生情感的窗：原本不爱说话的孩子开始愿意和他倾诉烦恼；一向调皮的孩子会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自己的角色也逐渐由“老师”向“大哥哥”转变。
林伯韬b站视频截图
在这期视频的结尾，林伯韬说：“我不知道他们对理发的需求还会延续多久，但我相信，他们会永远需要这样的窗口。”
曾是新闻学院辩论队一员的马雪迎计划在支教点创建一支辩论队，“希望能带去多元视角、辩证思维这样更持久的东西，哪怕他们未来不上学了，也能保持思考的习惯”。
接力：“团结，服务，牺牲，以及凭良心做事”
服务结束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已经回归复旦校园的刘磊收到了来自西北的问候。有孩子问“老师您能不能再回来给我们上课”，刘磊心里“不是滋味”。他计划着回去看望大家，但由于疫情反复至今尚未成行。
2021年夏天，施畅作为学院“新闻黔线”暑期实践队的领队，在告别两年后又一次踏上了贵州息烽的土地。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在夜色中忍不住向队友们介绍起熟悉的街景，“往这个方向再走一段就到学校了”、“这家店我们以前常来”，语气里难掩兴奋。在他看来，支教老师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追求一种意义”，希望在短暂的一年时光里尽己所能，为这里的孩子“留下一点什么”。而重返故土“是对这一意义的确认”。施畅记得，自己当初的愿望是“尽力播种，静待花开”，而当再次见到已经毕业的学生们，他发现，“他们不一定在开花，但是长成了这片土地上茁壮生长的庄稼”。有人在贵阳市汽修技能大赛中拔得头筹，有人入读幼师专业朝着理想靠近，当年最让他头疼的“捣蛋鬼”如今也成为了“可靠有担当的男子汉”，为实践队的调研提供了不小的帮助。施畅感慨：“骄傲又幸福，仿佛时间在告诉我答案。”
王民中学的化学实验室里存放着一张全校皆知的旧书桌。木桌四周有黑色水笔密密麻麻的印记，那是历届复旦研支团成员的签名。王民中学是宁夏接受复旦学子支教年头最长的学校，也是复旦大学支教扶贫的一个缩影。23年来，已有51名复旦学子担任过王民中学的支教老师。2022年4月底，这张书桌被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借用作展品，于是林伯韬和队友们提前签上了名字。站在桌前时，林伯韬颇受触动：“你会感觉自己身后站了很多个人，未来也会有很多人站在你的前面。”马雪迎也表示，这种传承为自己带来了信心。
林伯韬在书桌上签名
在电视剧《山海情》里，初到西海固支教的厦大毕业生郭闽航主动要求前往乡村小学，却未能受到白校长的欢迎：“我要的是有编制的、正式分配来的、来了就不走的正规老师……来了又走还不如不来。”面对类似的声音，林伯韬强调“研究生支教团实际上是一个超越了短期支教的项目”。
同普通的短期支教相比，研支团作为一个集体实现了长期服务。一批又一批的复旦人秉承同样的理念奔赴支教点，保证原有的援助不断档，也可能开启新的篇章。马雪迎认为，这种形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短期支教流动性强的弊端。
被问及“复旦研支团”的集体特质，几位队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李登辉老校长提出的那句“团结、服务、牺牲”。在西海固的寒冬里，队友之间的相互支持与鼓励帮助刘磊熬过了艰难的适应期，整个研支团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也增添了他面对困难的勇气。在支教地，入户家访、指导社团等日常教学之外的工作是队员们常做的，但这并非强制性任务，用林伯韬的话说，“做多做少凭良心”。在刘磊看来，这个集体最大的特点是“只要真正到了岗位上，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牺牲”一词在林伯韬眼里“稍重了些”，“但‘奉献’一定是有的，这也是复旦给予我们的共同的精神”。
林伯韬说，一届又一届的研支团成员像是在进行一场“浇灌”的接力。“一开始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我们持续地经过这里，用一代代人的青春和热情去为种子浇水，不停地哺育它。经过长期的浇灌，他们终会开出向阳的花朵。”
复旦大学第23届研支团王民中学支教点队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