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来自中国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加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聚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好、说明白、讲清楚、传播好中国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蕴含的道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增强人们的制度自信和政治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大国必有自身的一套政治思想理论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政治大国。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在理论创新上一刻也没有停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占人类1/5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中，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追求，进行了卓绝探索，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回顾历史，大凡不同时期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引领性作用的大国，必有切中时代之脉搏、一呼而众应之政治思想理论，从而为其政治大国地位提供政治软实力资源。环顾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和人类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这与今日世界既有政治思想理论的贫弱无力不无关系。与此相对照，“中国崛起”为世界展示了新型大国的政治气象，“中国之治”的制度和治理密码正在激发越来越多政党与学者的探索热情。但是，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借助学理转换和提升，变成我们在世界政治中的知识优势；在中国大国政治和大国外交发展道路的学理解释上，具有体系意义的成果还不多；在将中国制度和治理的精神与道理转化为普及成果和教材，从而培育壮大内化于心的制度自信方面，还需加大力度。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大国，非仅物力之大，也是思想之大，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在世界上发挥必要的政治和思想引领作用。中国制度是一套科学制度体系。《决定》指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并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2035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三个阶段的目标。我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学界正逢这一关键的制度体系完善进程，是将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道理通过研究上升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学术机遇期。
立足本原说明白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道理
中国的制度体系的根本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在解决中国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中锻造出来的。讲清楚、说明白中国制度的道理和优势，就要立足本原和内生，放在中国政治学和外交知识体系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学知识、中国传统政治学知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已有政治文明成果会通基础上形成的，天下为公的政治关怀、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人民中心的政治理念、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大一统国家资源等政治哲学和精神，贯穿在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之中。立足本原和内生，中国政治与外交知识的叙事结构以及政统和政道才能挺立起来，同时也鲜明地与其他已有的政治知识体系区别开来。
对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道理的概括，要学会和善于运用一般性、简洁性的概念予以表达。有人说，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多概念都是外来的，离开这些概念，不足以讲清楚、说明白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道理。其实不尽然。表达政治学的很多概念，固然有外来翻译的，但是翻译本身也是个创造的过程，何况其中许多概念，例如“政治”“国家”“社会”“治理”“外交”等，并不能因为用这些概念翻译外来词汇，就说这些概念来自于西方，且这些关键概念，在中文政治学语境中，内涵和信息要更为丰富。例如“政治”的“政”，有“正”的含义，但是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就缺少“正”的含义，由于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的缘故，其“政”偏离了“正”而走向了“私”，这正是西方治理中的一个大问题。由于“政”和“法”均具有“正”的含义，因而在中国的治理中，就出现了常见的“政法”这个概念。另外，中国制度和中国治理中还有很多其他政治学知识体系没有的概念，例如“民政”“民生”“治国理政”等，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学能够为世界政治贡献的新概念新表述。
为有些简洁的概念赋予更多的内涵，就会逐步出现系统化的理论。例如，要讲清楚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道理，就回避不了中国政治学中的政府。“政府”概念是理解现代政治的一个关键，但人们习惯地以洛克以来的代议制政府论为政府建设之圭臬，以此为标准讲中国政府的道理，这当然既讲不清楚，甚至还会讲偏讲歪了。社会主义政治学中的政府论，实为人民政府论。立足于人民政府论，才能揭示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逻辑与使命所在，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很多道理也就会一下子豁然开朗。
传播好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知识
将关于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普及成果，内化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是巩固伟大复兴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知识传播中，要善于将抽象出来的标识性概念，赋予在中国政治和外交发展的故事之中。人们注意到，多年来，党代会、中央全会、全国两会等闭幕后，中央媒体随即都会有报告等重要文件产生过程的详细报道。关于这类重要文件形成过程的报道，实际上就体现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协商民主等政治学关键概念。
国内社会和国际上对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知识存在很大需求。人们不满足于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一般性介绍，而是希望有更多能将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道理或逻辑在本原、内生和国际比较基础上说清楚的成果。在对外人文交往和治国理政交流中，中国不输入别人的制度，也不输出自己的制度，但是通过持续的交往和交流，让别人明白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道理，创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外部民意基础，也十分有意义。在国际传播和学术对话中，有人认为，为了让别人明白我们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道理，应该用别人的概念和话语来讲中国大国政治发展故事。这种办法不是不可以，但是政治中一些关键概念具有原则性、宪法性、根本性，不能为了迎合别人的口味而丢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否则会适得其反。
在传播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知识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中，要重视自己政治发明创造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例如，“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创造，是中国独特独到独有的民主内涵。然而，由于有人用我们这个政治概念去翻译附会外来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个词，导致人们在研究中做文献综述时常将“协商民主”说成来自于美国。类似中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的创造性成果和概念有不少，其构成中国政治学和外交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我们要珍视和保护这些政治发明和创造成果，这同样体现出一种学术自信，更是一种制度自信。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辽宁日报》2019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