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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徽学:江南地域文化版图上的学术之花

作者:王振忠来源:《文汇报》2019年5月9日发布时间:2019-05-15

明清以来的江南,是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繁盛的地区,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江南因其广土众民、文化发达历来备受瞩目,其中,“徽学”则是学术积淀颇为深厚的一门学问。

在徽州,有一姓一氏的宗谱,还有关涉一府一县的谱牒

“徽学”逐渐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主要研究徽州区域社会、徽州商人以及徽商在各处活动引发的相关问题,其核心则关涉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在“徽学”研究领域,宗族一向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从明代中叶起,徽州就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一村一落,咸居万户人烟;某里某乡,称慕千年宗族”。对于此种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宗族社会形态,清人赵吉士曾指出:“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在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以南幅员辽阔,宗族形态异彩纷呈,而明代以来形成的徽州宗族社会则独具特色。根据对现存历史文献的调查,上海图书馆庋藏的数以万计的族谱中,以来自徽州和绍兴两地者为数最多。而在徽州,不仅有一姓一氏的宗谱,而且还出现了《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那样关涉一府、一县的谱牒,这极大地凸显了徽州的地域特色。近年来,明清史学界有关江南有无“宗族”问题的讨论颇为激烈,究其实际,聚讼的焦点其实是“宗族社会”之存在与否。在江南的核心地带,我们虽然也看到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及其相关活动,但由于族众之间宗族观念的淡漠,我们绝难看到像闽广、徽州那样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宗族社会形态(亦即乡族),亦难以看到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血缘性宗族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徽州宗族的深入剖析,无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广义“江南”范围内人文类型的多样性。

明代中叶徽商崛起,长江三角洲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舞台

在“徽学”研究中,席丰履厚的徽商活动一向受人关注。明代中叶以来徽商之崛起,是中国经济史上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徽商挟其富可敌国的财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在当时,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而江南则是徽商活动最为活跃的历史舞台。从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到了杭州,以此为基点,大批徽人进入江南的核心地带———长江三角洲。早在南宋时代,来自徽州的木材、茶叶、生漆等土特产品,就源源不断地输往都城临安(今杭州)。此种流动的商品,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为皖南山区积累了原始资本,也培育了山乡民众早期的契约意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东南一带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徽商在淮扬、两浙一带的盐业中异军突起。巨额利润回馈桑梓,又刺激了商业风气在民间的迅速蔓延。此后,大批徽州人沿着新安江的360滩,或顺着徽杭古道的石板小路,前赴后继地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凭藉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开拓出江南一带“无徽不成镇”的新局。关于“无徽不成镇”,出身于徽商世家的胡适曾这样解释: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一个村落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它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后,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从而将一个村落逐渐转变成为市镇……在江南各地,富裕程度仅次于盐商的是典当商。明清以来,当地流行着“无徽不成典”的说法,意思是典当业大多为徽州人所开,即使在一些并非徽人开设的典当中,徽州出身的职员(俗称朝奉)也占绝大多数。江南人虽然对一些徽州典当之重利盘剥深恶痛绝,但与此同时,民间也亲昵地称呼典当铺为“娘舅家”,并喻之为“穷人的后门”,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徽典在便民缓急、调剂民生上的正面意义。除了盐商和典商之外,活跃于江南的徽州木商也相当著名。“生在扬州,玩在杭州(或苏州),死在徽州”之谚,在江南人们耳熟能详。在徽人眼中,扬州为两淮盐务中枢,不少徽州盐商后裔就生于扬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市廛繁华和杭州之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故曰“玩在杭州(或苏州)”。至于“死在徽州”,既折射了落叶归根的朴素情感,亦反映出来自徽州的“婺源加料双軿”寿板,在江南极受民众欢迎。当时,来自徽州的木材顺着新安江源源东下,除了供宫殿、衙门建筑,打造漕船、海船之外,亦满足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需求。在江南各地,“盐商木客,财大气粗”,无论是作为行商的木客,还是在地坐贾之木行,皆以来自徽州(特别是婺源)的木商占绝对优势。概乎言之,15世纪以来的江南,囊丰箧盈的盐商、典商、木商,以及本小利微的徽馆业商、茶商、墨商等,皆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闻名遐迩。

巨量的徽州文书是江南史乃至中国史研究极珍贵的资料

在明清史研究中,“徽学”之所以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巨量的徽州文书之持续发现密切相关。近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民间文献可谓层出迭现,但在众多的地域文献中,徽州文书仍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类型多样且内容丰富。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大约有100万件(册),这批徽州文书,是研究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也正因为如此,在广义的江南史研究领域,“徽学”成为学术积累深厚、研究前景广阔的专门之学。迄今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收集始于抗战结束之初,当时,南京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献,慧眼独具的方豪教授购藏了其中的部分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历史学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收集。至于成规模的发现,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因土地改革,在徽州各地抄出的成批古籍及契约,通常被用来烧火、造纸、制造鞭炮或包装农产品,其中不乏珍稀的文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著名收藏家、徽州版画研究专家),通过上海书商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就迅速在江南的各种场合,呼吁主管单位要从废纸中收集文献。此后,徽州文书被国内诸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迄至今日,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等单位仍然收藏有一批重要的徽州文书,这为此后江南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而对于“徽学”研究而言,这更奠定了其自成一体的基础。

至迟到16世纪,在江南文化市场,徽商操执牛耳成盟主

“徽学”虽然是以徽州遗存的丰富历史文献为其基本史料,但它所关注的绝不囿于皖南一隅,而是关乎南宋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明清时代,大批徽州人走出万山之中,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在江南独特的人文环境滋养中成长,开阔了眼界,也极大地影响了侨寓地的社会变迁。据何炳棣教授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考中进士和寄籍他乡及第者),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在历史上,徽州涌现出诸多著名人物,从明清进士一直到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人才都相当之多。“贾而好儒”的徽商,与活跃在江南的各地人群一起,将巨大的商业资本转化而为精致的文化创造与积累,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也使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同生共荣。在江南,徽商是诸多文化艺术活动的重要赞助人。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江南一带献书最多的四家,除了宁波天一阁范氏之外,其他三位皆出自徽州,其中更有两位是生活在江南核心地带的徽商。明代中叶以还,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集古玩、文物,曾经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当时,财聚力厚的徽商凭藉巨额资产,不惜重金,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提高了艺术鉴赏的品味与水准,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收藏的精品也多“海内名器”。至迟到16世纪,在江南的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谱”。其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明代江南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就曾经说过,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还,“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所谓吴人滥觞,指的是苏州作为江南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在当时,苏州人引领着中国的时尚,“而徽人导之”,则主要是指徽商对于时尚变迁的推波助澜。

“徽学”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研究,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

在中国文化中,“江南”是个特殊的符号,它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还具有丰富的经济内涵和纷繁复杂的文化想象。在传统时代,世人对于“江南”的地域认知,伴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即使是在晚近,“江南”的地域范围亦可大可小:大的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小是则仅及太湖东部平原一带,而中等范围的江南则有多种说法。除此之外,“江南一十六府,上江安庆为先,徽宁池太庐凤,颍州后序其间;下江江宁为首,苏松常镇淮扬,徐州后改为府,分为上下两江”———这种与明代南直隶以及清初江南省行政建置密不可分的提法,出自徽州民间的启蒙读物。而在此类约定俗成的上、下江框架之下,徽州亦自居于“江南”之一。不过,就一般的认知而言,江南的核心地带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地区。有鉴于此,人们既可以将皖南山乡的徽州与太湖水系所及之小“江南”相对而言,又可将徽州视作广义“江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江南”可大可小的地域范围不尽相同,在“徽学”研究领域,也有约定俗成的“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提法,“小徽州”系指明清时代徽州府辖下的六县(即皖南的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和现属赣东北的婺源),而“大徽州”则是指无远弗届的徽商足迹所涉之处,这一范围同样亦变动不居———从长江中下游到整个南中国乃至神州大地,甚至也涵盖了徽州海商驰聘的东亚海域,而在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域仍然是江南的核心地带。明清以来,徽商不仅在商业史上曾有过如日中天的辉煌,而且在文化上的建树亦灿若繁星。特别是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徽州输出了大批人才,促成了财富之流动与严密的规范,造就了江南城镇及文化的繁荣……从徽商在江南历史舞台上的落地生根,发荣滋长,以及与一般民众频繁的社会互动,可以从诸多侧面透视中国社会之变迁。因此,“徽学”研究立足于丰富的地方历史文献,但却绝非仅仅着眼于地方史,而是要透过区域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江南社会,立足于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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