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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描绘中国经济立法的历史长卷

作者:夏斌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5月11日 发布时间:2019-05-15

《中国经济立法史》郭建著新华出版社
解放书单:您的新作《中国经济立法史》被视作一部描绘中国经济立法发展和演进的历史长卷。书中提到,“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这是真的吗?
郭建(《中国经济立法史》作者、复旦大学教授):这是王安石变法时说过的话,意在强调儒家也是讲理财的,以此来为推行新政寻找理论根据。
《周礼》也叫《周官书》,是儒家经典之一,主要介绍西周的政治制度。其中,确实有大量关于政府应该如何管理财政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中很重要的“青苗法”,即政府在春荒时向农民放贷,在《周礼》就有类似说法。
解放书单:一般认为,古代中国奉行崇本抑末的政策。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不是有点“弃本逐末”了?
郭建:在古代,经营工商业的利润率较高,但风险也大;经营农业的资金周转率很长,相对稳定和保险。所以,司马迁说,以“末业”来起家,以“本业”来维持,是最理想的。
从长远来看,大家固守农业,可以为朝廷提供稳定的税收;粮食丰裕了,才能养官养兵。同时,农业导致的贫富差别相对来说不会太严重。按照班固在《汉书》中引用战国政治家李悝的计算:一户百亩,经营的好坏导致的农产品收入增减不过20%。只要政府能够控制、调剂好土地资源,就不至于引发社会动乱。
解放书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政策有没有“走形”?
郭建: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崇本抑末实际上是刻意把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压低。比如,汉朝法律将商人编为特定的“市籍”,不得购买土地,不得做官。直到唐朝,法律还是明确“士、农、工、商”的排序,工商家庭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限制。比如,唐代法律规定商业集市需设在政府所在地,且只能“日中为市”,即正午到傍晚的半天允许人们进出市场交易;商人们还会按照销售商品的种类被编为“行”,轮流替政府承担一些额外事务。
不过,汉武帝时,主持财政的官员桑弘羊是商人出身,大力实行“盐铁官营”,各地盐官、铁官多由本地商人担任;唐朝时,武则天更是以商人女儿的身份称后、称帝……所以,相关政策的实效性也是要打点折扣的。到了明清,不再有这样明确将商人列入平民最低阶层的法律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商业本身,历代朝廷实际上并没有将其列为“贱业”。崇本抑末的目的是排斥商人群体参与政治,作为个人可以参政,但不得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象征来参与政治。这样,便于朝廷对商人进行征税,对能够赚大钱的商业(如盐、铁、酒、茶、香之类的大宗日用品)实行专卖。很多朝代都依靠这种垄断专卖的利润来支撑财政。
解放书单:一些海外汉学家认为,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明代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可在对外贸易方面,前者大力提倡,后者却颁布“禁海令”。
郭建: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我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讨论。
宋代的时候,中国海上的周边地域,如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日本列岛等等刚刚开始得到开发,对于中国的商品、技术、文化等有着很强的需求。坦率地讲,这些国家甚至包括开通“印度洋—太平洋”航线的阿拉伯人,形成不了对中国的威胁,反倒都迫切地想跟中国通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海外贸易成为宋代经济的巨大拉动力。
而到了明朝初年,周边海域国家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特别是,日本的海上势力形成,对中国开始形成威胁。郑和下西洋是伟大的壮举,但主要还是想寻求政治盟友,这恰好反映了明初统治者对海域安全性的警惕。
解放书单: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不断压缩。请问,古代衙门又是怎么“过紧日子”的?
郭建:中国历代朝廷的传统政策都是要求各级部门尽可能节制开销。除了战争区域有一定的机动性外,平时的收支都由法律严格限定,原则上“只减不增”。
1982年,我和大学同学曾合作写过一篇论文,专门研究中国历代官职(岗位)的编制数量。结果发现,无论汉唐还是明清,全国大致上都是平均每一万人口设置一个文官官职,以至于必须轮流上岗。
同时,地方税收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仅扣除一些本地官吏的俸禄和津贴。由此,就流传开“官不修衙”的谚语。至于修文庙、修马路之类的公益项目,通常只能依靠地方士绅的捐助。但现在的情况是,政府部门可以“过紧日子”,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上的投入并不会“抠门”。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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