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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国同行】汤钊猷院士:
未来超越国外抗癌的“制胜法宝”,很可能是中国式思维

来源:上观新闻1月16日发布时间:2019-01-17

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可以说我的从医生涯与祖国共成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落后挨打、民不聊生,给幼时的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能在新中国成长为一名医生,有做科研、做学问的好环境,我从心底里觉得自己很幸运!

沈老给我改论文改到我脸红

肝移植创始人Starzl教授祝贺汤钊猷当选为美国外科协会名誉会员

考学时,爸爸说,“你人那么老实,还是学医吧,起码以后不会受人欺负。”进了大学顺利留在了中山医院,从一名小医生做起。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国外科学奠基人沈克非教授给我“改作业”。我自认自己很认真,写的病史一直被医院当作模板展示,可那次写的论文,经由沈老批改,还给我时,几页纸上密密麻麻全是修改。哎呀,我当时真的好惭愧!原来医学再怎么严谨也不为过!

沈老的严谨,在我从医之初为我指引了道路。这件事也让我获益终身:严谨求实是医者必不可少的素养,更是一切为了病人的最根本要求。

我在血管外科工作了十年,崔之义教授用老介福丝绸做人造血管,成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创新;1962年我们启动了显微血管外科研究,解决了小血管吻合的难题,使杨东岳教授的“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的构思得以实现,我们合作连续做了5台手术,将第二个脚趾头“移花接木”到手上,从动脉、静脉、神经、肌腱、骨头到皮肤,手术做了24小时,就在现在中山医院3号楼的2楼手术室,我至今记忆犹新。真丝人造血管、拇指再造,工作第二个十年的经历,令我毕生难忘:创新是医学发展的灵魂。祖国的医学进步,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创新。

被否定的甲胎蛋白真的没用吗?

1958年与崔之义教授做真丝血管手术

1968年中山医院成立肿瘤小组,次年成立肝癌小组。周恩来总理指示,肿瘤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刚从血管外科转行的我,一下子受了很大打击:一年500多个病人从我手上走了,一晚上值班5分钟内走了两个病人,连拉到太平间的推板都不够用!

为了研究肝癌病情,我们组成“上海市肝癌医疗科研队”,轮流在启东待一年。这支队伍组成是临床医生、基础和流行病研究人员,很快我们发现肝癌、肝炎与肝硬化之间的关联,并找到启东地区肝癌多发的原因:饮用长江末端水、当地玉米与棉花同种,玉米发霉易生出黄曲霉素,并提出“改水,防霉,防肝炎”的预防原则。

验血到底能不能测验出肝癌?其实国外科学家之前发现了甲胎蛋白(AFP),后来否定了AFP可以早期诊断肝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不能简单地对已有结果加以否定,很多早期肝癌患者能吃能睡,说服他们开刀需要冒着极大风险。最终困难克服了,我们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创发现:AFP对早期诊断肝癌有很高的准确率。

这一原创成果带来一系列后续效果:大幅度提高了肝癌诊疗效果,最开始没有活过五年的病人,渐渐有了,渐渐多了,这是我身为医生最大的欣慰。我国在医学科研领域的国际地位也一跃而升。

跟着外国人没有用,要有“自己的东西”

1991年主持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开幕式时肝癌长期生存病人大合唱

1978年改革开放了!我作为青年科学家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癌症大会。此行国内只有10人参加,每人口袋里只有20块美金。我们从上海飞巴黎转机,最终抵达阿根廷,留给我的报告时间微乎其微,只有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5分钟。由于闭幕式时间有限,会务组告知演讲时间缩短至3分钟。

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国家花了这么大成本送我们出来开会,我带着这么多经验,短短3分钟,怎么说的清楚啊?!而肝癌专题会请了6位国际权威作报告,并没有安排我的发言。我硬着头皮与会议主席商量,我能否参加讨论?主席答应了。讨论时,我精心选择了7张幻灯片,讲完后本来我要拜访的国际学界大家,纷纷来主动找我,“你的经验很宝贵啊!你们做得很好!”自此,我国肝癌治疗在国际领域积累起了声誉。

70年从医生涯里,后来我出席过上百次国际大会,其中不乏担任国际大会主席。这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第一次出国的经验更让我明确,要让外国人看得起,必须我们要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祖国要强大起来,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

1987年我们14位中青年科学家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这三句话时至今日仍萦绕我耳旁,当时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我还有一支“未完成交响曲”

2009年汤老和他的学生们

治疗癌症,疗效是硬道理。在攻克小肝癌之时,我们也着手研究癌转移。国外学者提出癌转移的“种子与土壤”学说,1996年我们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的论文,后来发展成“转移模型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其实这个奖来得有点意外。然而直到去年,美国最大的肿瘤医院——MD安德森肿瘤中心仍有学者来索取我们建立的模型,提示这类模型至今仍缺如。

而今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肝癌转移的研究于我而言是一支“未完成交响曲”。我常反思,一百多年前人类刚发现癌症起源于细胞,我们在杀死癌细胞之时,也要消灭与改造并举。我们在攻克癌症之时,重视硬件建设,更要重视软件建设。就像大家一样下一盘象棋,你我都有“车马炮”,为何你是赢家我是输家?硬件相同,软件才是制胜关键。

汤老在读片

去年在昆明看到了我1975年肝癌开刀的患者,后来因癌转移又作了肺叶切除,而今他103岁,比我还要耳聪目明,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们要用中国式的智慧来抗癌,除了干扰素等,我们发现游泳、买菜等都可以提升患者体内多巴胺,这些“游击战”在抗癌过程中不可小视。

遥想当年我刚进中山医院,只有300张床位;现在仅肝癌研究所都不止这些床位数。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持续发展,就不会有中国人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相信,未来我们超越其他国家的关键,一定会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中国思维,中国思维还将为人类健康带来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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