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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聃:面对概念迷局中国该如何解套

作者:陈玉聃来源:《解放日报》2018年08月28日 发布时间:2018-09-17

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外界在好奇之余也夹杂着一些疑虑,各种各样的“陷阱说”由此产生。其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一般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来自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在《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上撰写的两篇文章。然而,它并非这个概念的最早出处。早在1980年,美国作家沃克在题为“悲伤与希望:对现代战争的几点思考”演说中提到,修昔底德笔下的人和国家,其行为与现下并无二致,当时发生的一切如今正在重演。
相比之下,30多年后埃里森教授的 “修昔底德陷阱”,形式上也是在做古今对比,方法上却悄悄作了改变:不是根据历史检视现实,而是为心中早有定见的判断套上了一层“古典的外衣”。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无非是霸权国惧怕崛起国的挑战,两者之间必有一战。但不少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指出,这一理念和修昔底德本人的论述相去甚远。对希腊历史有了解的人知道,当时的雅典和斯巴达并不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并非争夺霸权之战。认真去读一读修昔底德的原话,就不会得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推断。
其实,“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难免一战”的表述,说穿了并无新意。它和国际政治学界上世纪50年代就已有的“权力变迁理论”如出一辙。埃里森教授发表在报刊上的两篇文章,事实上并不是对国际政治原理的讨论,其论说主题明确指向中美关系。换言之,无非是将中美关系的预测,强行套在权力变迁论的框架之中。
实质上,埃里森教授的观点代表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成见,认定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而作为霸主的美国不会视而不见,全球性冲突由此不可避免。
那么,为什么要借用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腊历史呢?在面向大众的报刊上刊登文章,有个耸人听闻的概念自然容易抓取眼球,而这种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粗疏论断,一旦冠以修昔底德之大名,也似乎高古起来,好让人们以为,几千年来的世界政治就是这样国强必霸、难免一战的,中美关系只不过是这种逻辑的继续;人们也就不会注意到,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来自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成见。
这种概念的炒作,对作者本人而言无疑是成功的。埃里森教授借此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巨额的研究资助,继而得以推出关于中美如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著作。但是,对中美关系而言,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学术界和舆论的跟风,并非好事。
如果大家都认定“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会带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就好比人们都认为股市会上涨,就会大量购入股票,结果真的拉动股市上涨。如果中美两国的战略决策者乃至公众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崛起国就是要取代霸权国,而且战争难以避免,双方就会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打击对方,“热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同时,它还削弱“中国话语”的传播及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塑造能力。简单来说,我们如果用这个伪概念来解释中国和世界,即使强调中国不称霸、中美之间可能避免冲突,也只能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去论证。这无疑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多种可能性,更难以跳出“两强争霸”的框架,亦很难向国际社会讲好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式世界观。
面对这类概念迷局,我们应当如何解套?方法有两种:其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对性地贡献中国概念。例如,有学者尝试提出“荀子突破”、“杜牧陷阱”等概念,来部分反制“修昔底德陷阱”。其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准确阐释和传播西方经典思想。
进一步来看,任何一个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大国,都不能被动地套用别人的概念来解释自己,也不能仅仅用自己的理念来解释自己,而是要从更高的层次出发、结合现实变化,把握世界大势和规律,进而提出具有超越性价值的见解。
当然,不论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都必须谨防与“修昔底德陷阱”殊途同归,即牺牲思想的深度甚至扭曲原作的本意,而迷失在炒作概念的“陷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切忌“一句话读懂”、“五分钟读懂”式的快餐推销。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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