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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钟扬·学钟扬】为使命而生——追记复旦大学教授钟扬

作者:高毅哲 董少校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26日发布时间:2018-04-06

钟扬语录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但一百年后可能会对人类有用,如果一旦消失,就再也挽救不回来。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真的是很遗憾。

⦾人这一辈子是为了一件大事而来!

复旦大学教授、植物学家钟扬入藏工作数年后,对“世界屋脊”上矮小而顽强的生命更加敬佩。

一次,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海拔6100米的珠峰北坡,采到了喜马拉雅山雪莲的一个品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鼠麴雪兔子。

相较其他环境优越地区的种群,鼠麴雪兔子的生长明显要差得多,但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在蓝天白云下悄然生长。

这一小簇不起眼却鲜明的绿色,让他心潮澎湃——

“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缓慢推进……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

钟扬,就是这样一位先锋者。

从2001年开始,他频繁地往返于上海、西藏和其它西部地区。他的身影,在蓝天白云间隐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

熟悉钟扬的人说,他一年的奔波,能超过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过的路。

熟悉钟扬的人更说,他定格在53岁的生命,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科研、教学、管理、科普……他涉足的每一项工作,都作出了卓越业绩。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钟扬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

但在他灵魂中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没有极限。

初 心

钟扬的追求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研、是教育。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

2000年的一天,著名生态学家陈家宽问钟扬:“我受命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你想不想来?”

钟扬很快答复:“来!”

这让陈家宽既惊喜又意外。惊喜的是自己没有看错人,意外的是钟扬答应得那么爽快。为此,陈家宽还特意强调了一下:“你在武汉可是副局级干部,你放得下?”

钟扬回答:“我绝不后悔。”

彼时的钟扬在学界已经小有名气,同时还担任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常务副所长,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然而,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从科学家转型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刚满36岁的他,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一心想发挥最大的能量,做出更大的事业。

钟扬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后,行政级别也就定了个正处,但他毫不在意,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叶敬仲感慨:“在他心中只有科研和教学,根本没有名利的位置。”

追求,对事业永恒的追求,这样的信念,在钟扬早期的人生中,便已成形。

上世纪80年代,张晓艳和钟扬从各自大学毕业,同时分配进中科院武汉植物所。钟扬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无线电电子专业,负责建设和维护机房,在植物所,他的工作属于辅助性质。

但是他没有乐得享受清闲的时光。看到科班出身的张晓艳每天研究荷花,钟扬冒出了想法:“能否把计算机知识应用到植物研究中?”

张晓艳给出建议:“你得学点生物学,你得了解数据背后的生物学意义,不然,你处理不好数据的权重关系,对这些数据也不会有感情。”

自称在中科大花了1万小时去学习无线电的钟扬,听到张晓艳的话,没有犹豫,一头扎进生物学的世界。

回忆起钟扬当年的选择,张晓艳说:“那时大学生很少,国家百废待兴,他看到了计算机和生物学结合的广阔前景,觉得将来对国家有用处,便做了决定。”

觉得对国家有用处,就去做。这就是钟扬的行事逻辑。

转向生物学不久,因为了解到生物学中数量分类学的巨大意义,他萌生了把数量分类学介绍到国内的想法。

从收集资料到完全成稿,一年半的时间,钟扬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稿纸堆成了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在爬格子的年代,修改文稿远没有现在方便。如果改动少,张晓艳就用剪刀剪一个方格,帮钟扬贴在需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改动稍微多一点,便只能全部重新手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不断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

“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他是一个传播者,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的前列。”许多年后,陈家宽这样评价。

后来,钟扬和张晓艳喜结连理。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妻二人共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别人往往带生活中稀缺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钟扬却买了计算机、复印机。

两人一起去海关提货时,海关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为此,钟扬还来回奔波了好几天。

1999年,两人第二次出国,这次,钟扬心里想着的还是多给单位买设备。他拉着张晓艳一起送过报纸,张晓艳自己还去中餐馆端过盘子。钟扬还挺乐呵:“积少成多,说不定回去时又多买一台打印机。”

到复旦工作后,钟扬通过几年扎实的文献研究和野外考察,发现在国家种质库中,西部地区的标本和种子少得可怜,特别是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植物样本的收入。

钟扬说:“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可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可惜。”

从此,他就踏上了采集植物标本和收集植物种质资源的道路。

身边的同事都说钟扬疯了。他选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

面对众人的不解,钟扬把自己的“小九九”和盘托出——

“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于是,16年间,他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子都是首次采集到的,多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和团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收集到的香柏和杜鹃,被发现含有抗癌成分,已经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

有种植物名为拟南芥,实验价值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找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是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钟扬带着团队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那既是团队两位年轻人姓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组合。

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种子,钟扬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涉险行走在雅鲁藏布江两岸,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钟扬说:“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

“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

使 命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钟扬

钟扬在雪域高原的故事,和“种子”紧密相连。

这“种子”,是植物的种子。

青藏高原是植物物种的巨大宝库,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高原反应,甚少有植物学家在那里长期工作。

全球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剧烈活动,令钟扬很是担忧。他担心,在人类对生物多样性深入了解并且加以利用之前,有的植物就已经永远消失了。

怀着时不我待的迫切感,钟扬在青藏高原的种子搜集之旅,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他一年至少要收集600种植物种子,而且每一种的种子量要收集至少5000颗,同时,不同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

野外工作苦,在西藏的野外工作,更苦。钟扬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厉害,但他为装更多采样,出门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次次如此。

高速公路到了尽头,他们就走“搓板路”,没地住宿就睡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每个人盖着三床被子仍然冻得瑟瑟发抖。一次,钟扬和一位博士生住进一家简陋旅馆,半夜想开窗透气,没想到却一下把年久失修的窗户推掉了。就这样,他们在零下十几度的房间捱到天亮。

有的种子,好摘,不好取。

西藏有一种光核桃。普通桃子的核(种子)都有褶皱,而这种桃子的核却滑溜溜的。大家采集了8000颗光核桃,装在两个麻袋里拉回西藏大学,却对怎么把核取出来犯了难。

钟扬说:“我有办法!”他把桃子摆在实验室门口,所有路过的老师和学生,每个人必须尝一尝,把核啃出来。光核桃异常难吃,大家一边吃一边“呸呸”往外吐,就这样,8000颗光核桃的种子被清理了出来。

有了这次经历,钟扬逢人便说,他最喜欢的是蒲公英种子,因为随手抓一把蒲公英,就有大约200颗种子。大家一了解原委,无不哈哈大笑。

那个时候的钟扬,沉浸在一门心思做事业的快乐中。他说过:“你说那个光核桃有啥作用呢?其实没什么用。但它或许有潜在意义,如果哪天它和水蜜桃杂交出了很好吃的新品种呢?在潜在意义兑现之前,我们必须把它搜集起来。”

这“种子”,更是西藏本土人才队伍的“种子”。

来了西藏,钟扬才知道,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是多么薄弱。

那时的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号称“三个没有”:专业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这一事实深深刺痛了钟扬。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的工作。

他对自己的选择,有一个浪漫的解读:“中国最长的国道,是318国道。国道零公里处是上海人民广场,到西藏的终点,要绵延五千多公里。西藏人说,沿着这条路,就可以走到上海。这就是上海和西藏的缘分,也是我作为一个上海援藏教授冥冥中的使命。”

面对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情况,钟扬不仅帮他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个人出资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2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师琼次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后来,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对西藏的学生们,钟扬更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2012年,西藏大学招收了首届理科硕士生,却面临学校办学经验不足和基础课开得不全的双重困境,钟扬得知情况后,亲自跑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落实了这批学生1+2的学习模式,让他们第一年在武汉就读,第二、第三年再回拉萨。

这还不算完。钟扬的父母都在武汉居住,他又特意把这9名学生带回父母家,请父母多加照顾。从此,每个周末,老母亲都要把9名学生叫来,炖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给学生们改善生活。钟扬又自掏腰包,给他们每人发了1000块钱的生活补助。

对教育援藏,钟扬有着深深的思考。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藏族的高端人才留在西藏。

为了培养好在藏大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钟扬几乎停招了他在复旦的研究生。他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钟扬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1年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该校首个理科硕士点;创建“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科研创新团队,2012年成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3年获批生态学博士点,为该校首批三个博士点之一;2017年更是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十几年间,钟扬培养的学生已遍布西部各省份,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已成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第一位生态学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族首位植物学博士吾买尔夏提也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钟扬说,“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是做不成事情的。”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他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意识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责 任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钟扬妻子张晓艳

“妈妈,听说爸爸是劳模?劳模是什么意思?”有一次,小儿子突然问张晓艳。

张晓艳说,劳模就是劳动模范,这个人要很厉害,要比常人付出很多,要牺牲很多自己的东西,你想爸爸是不是那样?

小儿子听了,沉默半晌,说:“妈妈,那你不要当劳模啊。”

张晓艳一阵心酸。

这些年,钟扬每年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2016年,钟扬坐了157次飞机,其中38次是凌晨才抵达航站楼。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徐宝慧陪钟扬回过一趟上海,深为钟扬的工作节奏震惊。

飞机上,钟扬就没有停下过工作,只在飞机临降落的半个小时,他才关上电脑休息一会儿。下了飞机,钟扬又在出租车上打开电脑,处理文件。到了学校,他直奔教室,研究生们已经在等着他上课。课上完后,他又回到生命科学学院,讨论学院的工作,其间,还热情地领着徐宝慧参观。

后来徐宝慧与钟扬共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发现,这样的工作节奏,是钟扬的常态。有一次他跟钟扬到浙江大学出差,连续两天,钟扬都是工作到凌晨两点,然后睡4个小时,起来冲个澡,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有次,钟扬因病住院,学生徐翌钦负责第一天的陪护。半夜3点,钟扬的手机突然响了,徐翌钦拿起来一看,是闹钟。

徐翌钦还以为这是钟扬为赶飞机而设的闹钟。第二天问了钟扬才知道,闹钟是为了提醒他该睡觉了。

很多人都知道,发给钟扬的邮件,24小时之内一定会得到回复。只不过,回复的时间常常是凌晨两点。

负责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他常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一开始,物业师傅不知道,还是到点下班,把大门用铁链拴上。等到身高1米8、近100公斤的钟扬下楼,便只能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去。后来,因为整个楼里面只有钟扬才会经常很晚离开,研究生院单独为钟扬设置了门禁。

这是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唯一的“特权”。

后来,钟扬频繁往来于西藏和上海之间。按照一般的进藏规律,大家总以为,他每次进藏,总要在拉萨适应一两天,再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钟扬的节奏又一次次震惊着人们。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曾是钟扬的博士研究生。他印象最深的,是钟扬的一份飞行计划表。

因为工作需要兼顾上海和西藏,钟扬专门整理了这份计划表。比如,上海到成都最晚的航班是凌晨2时到达,在机场休息室眯2个小时就到凌晨4时,正好成都飞拉萨的第一班飞机可以安检了,早上7时起飞,9时30分到达,直接开始工作,一点不耽误事儿。

这份表排好之后,钟扬特别得意,经常跟人炫耀。然而他的每一次炫耀,都让拉琼心头一痛,“哪有这么逼自己的啊”!

与钟扬多次共事的西藏大学理学院原院长白玛多吉,回忆起钟扬在西藏的工作节奏,心情沉痛。

白玛多吉来自西藏那曲,那里有一个钟扬负责指导的观测站。有一天,钟扬从上海飞抵拉萨,又立刻赶上开往那曲的火车,在晚上9点抵达那曲。

十几个小时,从海拔只有4米的上海一下子上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那曲,白玛多吉当时就激动难抑:“钟老师,您再忙也不能这样搞,您这样是在玩命!”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类似的话,谁没有对钟扬说过?每次钟扬都是大手一挥:“不碍事,工作要紧!”

甚至,2015年他因脑溢血紧急入院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出院后,他不仅没有放慢工作节奏,反而还加快了,西藏也是照去不误。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院、西藏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馆……钟扬的工作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很难有人一下子能说清他到底承担了多少项工作,人们只知道,他如同陀螺一样,没日没夜地连轴转。

他为什么要这么拼?

他希望,为复旦,为西藏,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身为一名教师,这是他的理想。

他希望,在10年时间内,收集到占西藏植物比例40%的物种样本——身为一名科学家,这是他的追求。

他希望,推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不断发展,在各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身为一名管理者,这是他的责任。

大病之后,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未竟的事业完成。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张晓艳含着热泪追忆丈夫。

钟扬去世后,张晓艳独自在家整理旧照片,她发现,全家最近的一张全家福,竟然拍摄于12年前。

不是没有全家一起拍照的机会,但每一次,钟扬都因为工作临时缺席。

这些日子,张晓艳彻夜难眠。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她会条件反射般想起,钟扬该回家了吧?

她常幻想,他工作太忙了,是不是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情 怀

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钟扬的学生

在浦东临港的一块试验田里,种着一片上海唯一的红树林。这是钟扬“要送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此前,红树林在中国最北也就长到温州。当钟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纬度更高的上海可以成功种植。2005年,钟扬第一次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种植红树林的课题遭到失败,他不服气,又接连申报了两次,才获得通过。

红树林在上海的生长异常艰辛。第一年,种下去的红树纷纷死掉,只剩光秃秃的杆子,叶子全部掉光。

经过艰苦的筛选、摸索种植方法以及和吃树苗的野兔的“斗法”,如今,一些红树品种已繁衍至第二代、第三代,耐寒性大大提高。

更让钟扬惊喜的是,第一年“死去”的红树,竟然又“复活”了,它们的根仍在生长,仍在吸收着养分。

那天的钟扬很高兴,他对同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2001年,复旦大学征集选派援藏干部,钟扬第一个报名。后来复旦大学对口支援地区改为甘肃,钟扬就自己联系西藏大学自费援藏,这一去就是16年。

“光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他不是为了镀金,不是为了让自己履历表好看,他是真心实意去做事情。”

这是怎样的一种“真心实意”!

上海科技馆的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但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钟扬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揽下。

自然博物馆图文文稿的内容涵盖了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可读性,其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的时间通常只能讨论十几二十块图文的内容,而整个自然博物馆有将近五百块知识图文。

不论多忙,钟扬始终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讨论每一段内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扬从西藏回到上海,博物馆都会立刻去预约时间,他也总是爽快地答应,哪怕只有半天的时间,也会赶过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做科普没有利,更没有名。五百块图文,又不署名,观众谁知道是他做的呢?”博物馆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说。

但是钟扬乐意,看到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流连忘返,看着科学的种子就这样悄悄埋下,他便感受到巨大的快乐。

高原反应有近二十种,每一次上高原,钟扬都会有那么一两种。但无论是出野外,还是上课,作报告,他从来没有耽误过。

他对张晓艳说,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梦想,而梦想都是需要付出心血,付出牺牲的。

2017年9月25日,钟扬又是在凌晨起床,准备出发。

他原本是受邀讲课,完全可以要求主办方安排一辆车送他到机场。但他担心麻烦别人,自己联系了一辆网约车,趁夜悄悄离开。

凌晨5时左右,他乘坐的车辆与一辆铲车相撞,钟扬被甩出车外,因地处偏僻,直到天亮才被人发现、报警。

噩耗传来,好友杨亚军连声哀叹:“钟扬啊钟扬,你为什么不让当地学校送你,为什么自己找了一辆廉价车,为什么不等到天亮再出发!”

已经没有如果,一颗纯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人们在西藏大学钟扬的住处收拾遗物,翻出来一双沾满泥浆、开了口、鞋底花纹都快磨平的运动鞋。有学生当场痛哭失声:“老师,您给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运动鞋,说我们常爬山,要穿好鞋……”

钟扬八十多岁的父亲几近昏厥,悲痛之余,他向治丧小组提出唯一的要求:“我们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

经常有人问金力,你眼里的钟扬是什么样的?金力说,他就像一个战士,冲锋在最前线,他一心只想着前方的高地,忘记了喘息,也忘记了自己。

这样一位忘记了自己的男人,把大半生融入植物的世界,也把自己活成植物的样子。

千万种植物中,钟扬最喜欢的是裸子植物。因为只有在艰苦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遒劲。他常说,自己最希望成为松柏,在艰苦中以挺拔的身姿矗立,纯粹地生长。

在他离去后,他的故事不断被人传颂。至今,讲起他的故事,念起他的人格,同事们、学生们依然会泪流满面,泪水中,一句话被反复提起——

“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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