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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不忘初心追梦人
——追记优秀共产党员、复旦大学教授钟扬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7年12与25日日发布时间:2017-12-25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钟扬

开玩笑的时候会说:“我和钟扬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两个著名的胖子。”然而在内心里,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始终对钟扬怀有一份深深的敬重。他说,倘若用一个词来凝练钟扬的一生,应该是“追梦”二字,“钟扬就是一个一生追梦的人”。

12月22日,钟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同事、学生、妻子等深情回忆钟扬,讲述他为了祖国的科研教育事业忘我奉献、播种未来的先进事迹。他们说,钟扬扎根中国的大地,是不忘初心的追梦人,是耸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是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

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今年9月25日因车祸不幸去世。他连续援藏16年,在野外收集上千种植物4000多万颗种子,用心培育大批优秀学子……在53岁的人生旅程中,留下太多不平凡的足迹。

近日,教育部追授钟扬“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中共上海市委追授钟扬“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一场场座谈会、报告会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藏大学、上海杨浦等地举办,一股学习钟扬的热潮在全国各地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钟扬同志是新时代的重大先进典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高度契合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时代号召,集中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知识分子的时代风采,生动诠释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的时代内涵。

钟扬虽然离去,但他的事迹依然被传颂。

心里永远装着国家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的心中有许多梦想:查清青藏高原植物种质资源的家底,为人类留下宝贵财富;让上海的海滩也能长出大片大片繁盛的红树林;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

为了这些梦想,他对科研、育人和生态保护痴情付出,却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

“钟扬老师凭着内心的挚爱去做事业,不管是在上海种红树林,还是为小朋友做科普,抑或坚持16年援藏,都不能用现行的评价体系去考评,但他做得义无反顾。”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说。

上世纪90年代初,钟扬与妻子张晓艳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和留学。当时选择回国的人并不多,但钟扬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个问题。回国时,别人往往带生活中稀缺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钟扬却买了计算机、复印机。

张晓艳回忆说:“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然而,这正是钟扬的做事风格。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2000年,钟扬放弃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岗位,到复旦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那时他已“官至副厅级”,但他并没有把官位和职位看得很重。

到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后,钟扬和几位老师一起承担起重建生态学科的使命。他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

经过大量细致的文献调研和实地野外考察,钟扬发现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未受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我国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青藏高原。

从2001年起,钟扬坚持10年自主进藏开展科研,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3批援藏干部。一方面他收集植物种子,为保护生态存储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致力于在西藏建设生态学科,培养人才。

十几年来,钟扬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他始终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钟扬和团队在西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带领学生用3年时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通过研究,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为珍稀巨柏筑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

红树是一种适应海岸生活的植物,以往最北存活在浙江温州。一次钟扬提出,现在气温变暖了,也许上海也能种活。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上海的海岸线很脆弱,如果有红树,对于生态保护将大有裨益。钟扬在南汇投入了这项尝试。

从小苗长大需要50年,成为红树林则要100年甚至更久,种树者自然看不到这一幕。但钟扬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在内心里,他希望上海光秃秃的海岸线能长出美丽的红树林,成为上海新的生态名片。

在双胞胎儿子幼时的记忆中,钟扬是个“不靠谱的爸爸”,因为他每次答应要一起出去玩,事到临头总是被冲掉。学生有事情,出于行政职务需要,或者西藏同事有需求,钟扬总是放下与孩子一起玩的约定,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金力说。

打造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钟扬

刚到西藏时,钟扬发现,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是“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学科底子十分薄弱。很多人对钟扬的到来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学校来过一批又一批合作者,似乎都没实现什么科研突破。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钟扬居然留下了,而且一干就是16年。

钟扬生活异常简朴,常年穿的一条牛仔裤是在拉萨地摊上买的,只花了29元,然而他对西藏的师生却慷慨无私。为了帮助学生开拓视野,他个人出资发起“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80多名西藏大学学生到上海学习。

面对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情况,钟扬不仅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2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师琼次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两年后,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简单的话语,体现了藏族同胞给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去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在与自然极限的抗争中,人类极其脆弱和渺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高原反应,很少有人愿在那样高寒险恶的环境里长期工作。然而钟扬做到了,平均每年在西藏工作多达150天。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气候寒冷干燥,平均风速在每秒3.2米以上。有人劝钟扬不用去阿里,那里海拔太高、生活条件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样。钟扬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

因为,他深知,西藏每一个特有物种,对国家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钟扬说,海拔越高的地方,植物生长越艰难,但是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我希望我的学生,就如这生长在世界屋脊的植物一样,坚持梦想、无畏艰险。我相信,终有一天,梦想之花会在他们的脚下开放。”

上有老人,下有双胞胎儿子,钟扬也知道,家人希望自己能够留在身边。在钟扬成为援藏干部后,张晓艳宽慰自己,等3年援藏期结束,丈夫应该就回来了,应该可以多照顾家庭。

可是每一期援藏结束,钟扬似乎总有无可辩驳的理由开始新一期的援藏: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深深地眷恋着雪域高原。

在钟扬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1年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该校首个理科硕士点;创建“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科研创新团队,2012年成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3年获批生态学博士点,为该校首批三个博士点之一;2017年更是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钟扬曾多次提到,56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曾跟钟扬在复旦大学读博士,为他无私忘我的人格力量所深深折服。他说:“这些年,穿着旧牛仔裤、背着旧书包,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钟老师,自掏腰包给藏大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他就像那高原上的神鹰,给了我们无限的信心、勇气与力量!”

钟扬如此总结自己十几年的援藏工作:“我在西藏干了3件事: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他们可以储存上百年;培养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我培养的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已经成为了教授;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希望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

让生命燃烧起来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钟扬

一个人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天分有关,更重要的是持久勤奋的付出。钟扬就是这样。

他不仅有长远的眼光,更是一位善于执行的实干家,在深夜乃至凌晨时分工作,是他的常态。他把全部身心扑在事业上,让生命燃烧起来,熊熊火焰照亮了一片天地。

钟扬本来患有痛风,身体并不太好。2015年,他因脑溢血而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两天。经抢救苏醒后,他关心的第一件事是询问同事:“原本我要上的课是否安排妥当?”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徐翌钦记得,2015年他在医院陪护生病的钟扬,夜里3点听到手机响了,以为是有人打来电话,结果发现是闹钟。第二天他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钟扬回答,这是提醒他该睡觉的闹钟。

当15岁正读高一时,钟扬就实现了大学梦,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所,从事植物学研究,二十几岁就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成绩的背后是他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钟扬从无线电专业转向植物学研究,其间他花了两年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

为了不影响复旦研究生院物业师傅休息,办公楼里装了门禁,仅钟扬一个人办了门禁卡。楚永全说,这不是搞特殊化,而是因为“整个楼里面只有钟扬才会经常很晚离开,他办公室里的灯总是在深夜还亮着”。

钟扬曾风趣地说,自己做科研有“四像”: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经历重病后钟扬会有所“收敛”,放慢工作的节奏。妻子和父母也劝他,钟扬却回答,“西藏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他真的是在搏命、玩命。身体严重透支,两边来回来去跑,对身体影响反而不好。”张晓艳说。

钟扬不仅没有放慢脚步,反而加快了。他总有一种使命感——让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工作再上台阶,把西藏大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眼中,钟扬没什么私心杂念,对待同事满腔热情,自己的事情却看得很淡。

一次,钟扬入围了某个奖项,进入网上展示与投票阶段。身边有人说,“你们学校那么多研究生,微信转发一下,一定投票很多”。钟扬摇摇手就过去了。包晓明说:“钟院长当过编辑,可以用很规范的符号修改文稿,但对于办公室为他准备的报奖材料,他却从来没做过改动,能否得奖在他看来并不重要。”

这份纯粹,如同钟扬的一种生命印记。

楚永全也对钟扬不计个人名利的为人特点深有体会。他回忆,作为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手上是有一些“权力”的,但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在学院、学科的招生有什么“关照”,也从来没有为学生毕业论文盲审打招呼,完全是秉公办事,原则性很强。

钟扬在研究生院倡导实施“问题驱动型”中期质量检查,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督。邀请校外的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和德育专家,到校与研究生做“一对一”面谈,了解学生个体的真实状态。

在钟扬的推动下,复旦大学成立研究生服务中心,全年无休,365天为学生办事。他常对同事说:“宁可我们自己累一点,也要尽可能方便学生。”

9月9日是钟扬两个儿子的生日。他给在山东的小儿子买了蛋糕,快递过去,与家人一起到餐馆给大儿子庆生。当时点了大儿子爱吃的牛排,饭还没吃完,钟扬就匆匆到学校去了,“跟西藏大学来的同事谈点工作”。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钟扬一直马不停蹄地奔忙着。楚永全曾提出,近期党支部组织生活,想请钟扬给大家讲一次党课,带大家学习黄大年先进事迹。9月24日23时56分,钟扬在复旦研究生院“院长办公会”微信群里向楚永全确认:“我26日出差回校,下午4:00给大家讲黄大年。”

“钟院长和黄大年很熟悉,由他来讲黄大年是非常合适的。”楚永全告诉记者。除了上党课,楚永全还有另一种用意:“钟院长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勤奋忘我,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黄大年。”

然而,这个心愿没能实现。

9月25日清晨,噩耗传来——钟扬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讲课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

9月29日,钟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宁夏银川殡仪馆举行,其后,他的骨灰运回到上海。复旦大学近百名师生前往浦东国际机场,在雨中迎接钟扬归来。校园里挂着怀念钟扬的横幅,上面写着:“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人们呼唤钟扬的名字,为他的去世而悲痛惋惜。

钟扬生前曾说,“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他做到了。

钟扬走后,张晓艳和家人商量,决定把钟扬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她说:“国家的教育事业是钟扬一生的牵挂。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钟扬走了,种子还在。他对祖国的那份深沉的热爱,依然在悄悄流淌。

【画像钟扬】

关键词:初心

“钟扬有着一个当老师的梦,他的初心就是当一位好老师。”——钟扬同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浩明

关键词:追求

“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钟扬同事、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

关键词:坚守

“钟扬是一个特别纯洁和高尚的人,没有私心杂念,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始终坚守他的初心。”——钟扬朋友、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包信和院士

关键词:爱心

“这些年,穿着旧牛仔裤、背着旧书包,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钟老师,自掏腰包给西藏大学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他就像那高原上的神鹰,给了我们无限的信心、勇气与力量!”——钟扬学生、西藏大学教授拉琼

关键词:责任

“钟院长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勤奋忘我,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黄大年。”——钟扬同事、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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