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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真正的“情怀”与“气节”

作者:朱珉迕来源:《解放日报》2017年11月07日发布时间:2017-11-15

距那场致命的车祸已有月余,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形象,却未曾在人们心头淡去。相反,他的同道、学生、挚友,以及千千万万素昧平生、素不相识的“局外人”,会不时地念及钟扬留下的那4000万颗种子、一片红树林以及无数动人肺腑的话语和故事,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在某些时刻假设:“假如钟扬活着……”

有人把钟扬称作“身边的黄大年”,而他身后受到的思念与赞誉,更像再早前猝然离世的法官邹碧华。与后者相似的是,这位植物学家突然离去引发的悲伤和惋惜,远远超出了他所在的单位、地区,更远远超出生物学界,成为整个学术共同体甚至社会共同体的悲伤与惋惜。

4000万颗种子、连续16年的援藏经历、上海郊区的红树林里、一手创立的学科点……这些都是对钟扬的注脚。我们更想追问的是,促成这一切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力量?

在“知乎”平台上,一位生物学专业的大二学生说,钟扬“做到这个成绩了,已经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导着手下一批人干活了”,却偏偏是“身居高位,依旧愿意去吃最苦的苦”。另一位网友评价道,自从一头扎进“青藏高原”,钟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为国家、为未来担负起一份使命,披荆斩棘的领路人。如风所至,皆是国士情怀,和他的身材一样魁梧”。而钟扬生前自己的解释是:“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显然,个人奉献的背后,是极深的家国情怀。对于一名知识分子而言,有家国情怀的底色,方能让个人努力显示出独特的质感和厚度;也唯有家国情怀,能够让知识分子超越书斋或实验室那一方天地,而进入更为广阔的历史的天空。某种程度上这也能解释,为何钟扬不像许多科学家那样埋头实验室,却有点像科学界的“媒体知识分子”——他热衷于同公众打交道,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式推广他的“种子梦”,本质上还是为了唤起社会重视与认同。就跟他屡上高原“吃最苦的苦”一样,归根到底,是家国的责任在驱动。

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又是靠最基础、最坚实的行动支撑起来的。

在知识界,自顾自做些“小题目”只为发文章,全然不管治学的时空价值、社会意义的,是一种极端;用满嘴跑火车的方式空谈“意义”,抑或用华丽辞藻堆砌“意义”的,则是另一种极端。这一种极端上的人,往往争做“聪明人”而绝不做“老实人”,身上难觅“认真做事”的踪迹,却常显“精致的利己主义”。在极端时刻,甚至连爱国与报国——知识分子至为深沉的情怀与理想,也会被个别人拿来当作投机取巧的工具、沽名钓誉的旗号。这种现象虽不算多,但其传递的浮躁之风,却足以损害整个社会的风气。

钟扬拿他的行动告诉世人,真正的爱国与报国,不在说了多少漂亮话,而在做了多少实在事。而这个过程,是没有懒可偷,没有捷径可走,也很可能没有利益可谋的。此时的坚持,正是知识分子的“气节”,而其身兼的多重身份——科学家、教书匠、共产党员,最终也都落到一个“真”字上来——科研需要顶真,做实验跳不开任何一个步骤;育人需要较真,带学生也不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为人处世更当认真,时刻忠于理想、忠于承诺、忠于职守,这也是忠于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

“我曾经有过许多梦想,那些梦想都在遥远的地方,我独自远航,为了那些梦想。”这是钟扬生前一句颇带诗意的自白。怀念钟扬时,很多人反复援引另一句话:“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善梦”与“做梦”一字之差,其实能读到微妙却又深刻的差别:有梦想当然是基础,但有了梦之后要“筑梦”,更要“逐梦”。“筑梦”意味着将梦想化作理想与目标,使之不再虚无缥缈;“逐梦”则意味着将梦想化作实践与行动,使之从不断接近直至终成现实。无疑,这需要付出艰辛、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钟扬用他的人生作出了回答,亦用他的人生为我们留下了提问。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记住钟扬,也是为了延续钟扬。这种延续,当然不是让所有人都去做同钟扬一样的事,而在于无论你我是谁、身处何方、所做何事,都可以学着像钟扬那样去做一个“善梦”的人。我们的梦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有一点不会变:一旦有了梦,便要用最为老实、最为细微、最为绵长的行动来诠释矢志不渝。这意味着,我们在很多时候必须放下一点小聪明、忘掉捷径;必须抛开一切“精致的利己义”、绝不投机——这也许是值得每个人从钟扬身上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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