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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先生”于同隐:一个人,一个系科,一世风云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30日发布时间:2016-11-02

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的创建人和学术带头人于同隐。

上世纪80年代,于同隐与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学生江明(左)在跃进楼实验室。

1979年,复旦高分子教研室购置了国产电子拉力机,于同隐不胜喜悦,特意合影留念。

于同隐(中)和他培养的研究生们在跃进楼前合影

乐山水,寿期颐。

96岁高龄时,他去浙江台州游玩,兴致勃勃地在码头看上半天海,紧接着登上温岭长屿山看“天下第一硐”,仔仔细细听介绍、看说明。

95岁时,他登上杭州北高峰,登上数百级石阶,不在话下。

94岁时,他去香港,夜里11点半登上太平山欣赏夜景,还独自在山顶溜达了一圈。

 ……

这位老人名叫于同隐,是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建人与学科带头人。他长期从事高分子粘弹性和高分子合金研究,研制了取得重大社会效益的人工肺,开拓了蚕丝等天然大分子研究新方向,为我国高分子化学和物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逢乱世,刻苦求学,辗转归国,创建学科,桃李成蹊,终成大家。一个世纪悄然过去,千帆过尽,于同隐还是当年那个乐观豁达、对世界时时抱有好奇的江南赤子。

化学报国,辗转梦圆

1917年9月6日,于同隐出生于江苏无锡一户小康之家。自5岁入小学到高中毕业,于同隐接受了完备的新式教育。

小学时的他“并不都是按时回家的,常常流连于崇安寺闹市的喧嚣,猴子戏、西洋镜、梨膏糖……一路走一路玩一路吃,完全是个顽皮淘气的小孩子。”中学时代,于同隐每天都要翻阅各种报纸和进步刊物。他很喜欢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其“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明显畅快”的文风深深吸引了他。

于同隐对化学的兴趣来自于高中的化学老师张式之。他记得,张老师上课只带两支粉笔,边讲边写。张式之讲课条理清晰,板书整洁,从容流畅,待粉笔写完,教材教完,下课铃也响了。受张老师影响,于同隐决定大学要报考化学专业。对此,其父于观海支持有加。在他中学时,于观海就常向他谈起“实业救国”的道理。于观海认为,一般人办不起大工业,应该从小工业做起,而化学工业是小工业,可以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开始。

1934年,于同隐顺利考取了浙江大学化学系。由于基础扎实,进入大学以后,于同隐的成绩突飞猛进。1937年抗战爆发,于同隐随浙江大学汇入西迁的长途跋涉中,并在战乱中毕业。

1943年,毕业5年后,26岁的于同隐回到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投身学术界。他说:“为了贯彻出国的愿望,同时痛恶这些机关中的生活,所以虽然那时学校的待遇低很多,仍旧决心回到学校……在回到学校的这两年中,埋头做实验和读书,总算为苦烦的心情找到了出路。”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于同隐获得机会,跟随有机化学领域的名师、时任浙大化学系主任的王葆仁从事科研工作。在王葆仁的指导下,于同隐与同为青年教师的高善娟合作,一同完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项科研成果。这篇论文“处女作”于1945年1月被送至美国审稿,历经两年辗转,最终于1948年发表在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专业化学期刊——《中国化学会会志》上。

第一篇论文发表之时,于同隐已身在大洋彼岸,成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1951年1月,于同隐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在学校200多名研究生中,于同隐的成绩名列前茅,被推举为荣誉化学会会员,获得了一枚象征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这是美国化学界很高的荣誉,意味着他是该领域的学术精英,想要在美国获得工作机会是非常容易的。

然而,和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一样,于同隐下定决心回国。他回忆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会想回到祖国来,尤其在祖国迫切需要的时候。看到美国的繁华,心中很羡慕,我们中国要能埋头苦干五十年,一定可以和他们一样。”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中美处于交战状态。美国国内出台了《麦卡锡法案》,用监视、迫害等手段阻止在美华人学者返回中国,对涉及尖端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控制尤为严格。历经波折,1951年6月,于同隐终于带着妻子蔡淑莲离美回国。轮船到达香港后,港英政府不让他们登陆,把他们禁闭在轮船的一间舱房里。中国政府知道后,派了一艘小船把他们接到广东,夫妇二人这才回到了祖国。1952年8月,于同隐夫妇来到复旦大学。35岁的于同隐是当时化学系中最年轻的教授,蔡淑莲则在分析化学教研室。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伉俪二人为复旦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转投新学,建立学科

于同隐在复旦大学化学系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编写教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同隐带领有机化学教研组,编写了《有机化学》和《有机结构理论》等讲义,翻译了《有机化学教程习题》等参考文献。

于同隐有志科研,也注重培养青年教师。身为教研室主任的他,带领着老师们从事有机合成研究。他所主持的硅有机化学和络合物化学、稀有元素化学和化学动力学被列为1956年《复旦大学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那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

1958年,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创设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于同隐被任命为副所长。

对于同隐来说,接受这样的任命,意味着放弃已有相当基础的有机合成研究,转向对他而言全新的高分子科学领域。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慎重考虑两星期后,于同隐决定接受任命,主持与领导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工作。

接受任命的主要原因是,于同隐早就认识到高分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工艺等学科融会贯通,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但那个时候,教研室内对高分子化学都很陌生,更不要说高分子物理专业人才。于是,于同隐下定决心,自己带头去搞高分子物理。

要搞高分子物理,就会碰到很多数学和物理的题目,而数学素来是于同隐的短板。高考时,高等代数三角一门,于同隐仅得了24分,解析几何仅42分;大学里唯一的数学课程初等微积分与微分方程也只是刚好及格,是他所有课程中得分最低的。这样的数学知识与水平,很难解决物理方面的问题。

已过不惑之年的于同隐,坚持自学补课,并率先在教研组给青年教师讲解高分子物理中常用到的数学矩阵,介绍高分子的多重结构。由于复旦的高分子学科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仓促建立的,师资不足,为此,学校抽出12名化学系三年级的本科学生,让他们提前毕业,留校充当高分子专业的青年教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江明正是这12名学生之一。江明院士回忆说,高分子学科建立之初,于同隐曾专门请来数学系教授为大家上课。当时读的是一本俄文专著,非常难读,他就带着大家一起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数学系的老师讲解。

于同隐还亲自带着大家在化学系图书馆查阅资料,资料都是英文原版,可大家学的是俄语,看不懂。于同隐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句句翻译了再讲解。到了1959年冬天,他还专门开办了英文突击班,教了一个寒假,帮大家打下阅读英语文献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虽不是于同隐的在册弟子,江明院士也总说自己是于同隐的学生,“他真正是我们科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正当复旦的高分子学科颇有起色之时,“文革”开始了,教学研究被迫中断,于同隐也受到了冲击。直到“文革”结束,年近花甲的于同隐才重新出任化学系高分子化学教研室主任,着手重建学科。

1980年底,复旦大学设立材料科学研究所,于同隐出任第一任所长,高分子学科全体人员成建制地从化学系转入了材料科学研究所,撑起了材料科学的半壁江山。履新之后,于同隐立即对高分子实验室进行了整顿和重建,大规模更新了仪器设备。经过几年发展,复旦的高分子实验室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并且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1993年5月14日,复旦高分子第一代学人终于梦想成真,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和高分子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经过20余年发展,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在国内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等三大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已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属于国际前沿领域,其代表性的研究方向有聚合物凝聚态物理理论与计算、聚合物自组装和生物大分子(丝素)材料等。

“抓大放小”,倾力育人

于同隐的工作奠定了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基础,为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独到的人才培养方式。中科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中国第二代高分子科学代表人物沈家骢将其称为“于同隐模式”。他的研究生张炜曾将“于同隐模式”总结为八个字:学术自由、百花齐放。

于同隐自195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文革”结束时他已逾六旬,此后还培养了17名硕士、31名博士。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于同隐只抓大事不管小事。他的学生、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邵正中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于老师给你圈定一块他认为有价值的地,让你自己去刨,到底能挖出红薯、金子,还是什么都挖不出,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程度了。”

“他给我圈的地就是丝蛋白。他觉得那是一块‘宝地’,你从任何的高分子角度都可以去研究。我觉得于先生在70多岁的时候,至少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切入点,即高分子的研究者,如何能够比较快速或者有效地介入生命科学或者蛋白质化学的领域。”邵正中说。

不过,于同隐并不是完全“放羊”。给学生指出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后,他让学生在该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有不懂的地方,他随时会给予解答,或者与学生共同研究,直到解决为止。多年来,他坚持给研究生开一门文献阅读课。通过这门课,学生不仅提高了英文阅读水平,更了解了学术发展的前沿,对自己的选题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他的第一个硕士、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杜强国说:“你的进展他一直掌握着,他也不来逼你。只要有困难就一起讨论,介绍你去看一些什么书。”

他的第一个博士、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他把你带到一片森林,然后把你放到一棵树上,但是你别老待在这棵树上,因为他也教会了你跳到其他树上的可能性。当你看到其他的树,你又跳不过去,他就给你跳跃的能力与机会。”因此,他的研究生中,不少人都“能游走在各种不同的领域”。

在学生们看来,于同隐是一个知识渊博、和蔼、慈祥的“小老头”,“头发也不多,但是你看到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睿智的眼睛,思维非常敏捷。”学生们在他面前非常放松,什么话题都可以谈论。他表面上很和蔼,似乎什么都可以答应,其实很坚持原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

杜强国回忆说,他们的研究课题碰到了困难,曾跟于同隐商量,看在他们是“老”研究生,“上有老、下有小”的面子上,能否换一个容易一点的题目。但于同隐笑笑,就是不放松,然后鼓励说:“不难的,你们有什么困难,到时候我们一起讨论,能做得出来的,不要担心。”

于同隐在人才培养上,并不仅限于自己的研究生,他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也耗费了不少精力。在复旦高分子学科建立之初,很多时候可以说于同隐是“手把手”地教他们。在这些年轻教师看来,于同隐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人,并以他的个人魅力团结了一批人。一个单位经过了“文革”以后,人们往往有所间隙,要把那么多人捏在一起,把整个教学科研搞好,并非易事,然而于同隐做到了。有人评价,关键是“他淡泊名利,对人宽厚,哪怕是以前整过他的人,他也不会计较”。

退休后的于同隐长期保持着规律的学习生活习惯。除了吃饭、睡觉、外出散步,他就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书房看书。他一直关注着高分子科学最前沿的信息,即使90岁后,也常常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到浦西福州路外文书店去买最新的专业书。2005年,88岁高龄的他还在《化学世界》上发表《漫谈化学反应》和《从化学反应到生命》这样的科普文章。

于同隐阅读兴趣非常广泛,哪朝哪代有过什么著名人物,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最近几年,他也阅读一些文学著作,莫言、陈忠实、村上春树等许多作家的经典作品他书房里都有。

别人眼里的一代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却乐得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世纪的风云散去,面对生活、面对未来,于同隐还是那个“没有一分钟会在他面上找不到笑容”的孩童,优哉游哉,云淡风轻。

(方艾青根据《一个人与一个系科——于同隐传》整理。照片由复旦大学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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