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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我的“宝岛四友”

作者:张广智来源:《文汇读书周报》第1615号第一、二版“特稿”发布时间:2016-05-16

张广智在我国,松、竹、梅素有“岁寒三友”之称,而梅、兰、竹、菊则被誉为“花中四君子”。据此借用,我视王、周、戴、黄为“宝岛四友”。这里说的“四友”,全名是:王汎森、周樑楷、戴晋新、黄兆強,皆是享誉两岸学界中生代的精英、史林俊彦。我与他们的结缘,均与学术交流相连,其结果无一不成了我志同道合的挚友。以下,按这台湾“史中四君子”与我首次见面的先后为序,逐一道来,从中或许会看出两岸学人间的交往,情同手足,谊如松柏,亦是两岸一家亲的一个缩影。

说起王汎森,在当下两岸学界中鲜有不知的,人们知道他,不只是他拥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和院士的双重头衔,而是他的学问。他专长从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于思想史更有精深的研究,我手头就有他赠送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多种。而他的论著,每每甫一问世,就会在学界广泛流传,并引发不小的“读书热”,如最近的那本《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出版后,“毛细管”一度成了学人间的流行语。但如果把他当成一位专注思想史的学者,那就未免太狭隘了,其实他的学术视野和知识面相当宽广,这或许得益于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的海外经历。这一点,我与他首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话说1996年5月,我们在山东聊城一起参加“海峡两岸傅斯年百年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会上我与他有一则“关于兰克史学的对话”,这是会议议程中所没有的,既出乎会议主办者的意外,又合乎学术交流的情理。对突如其来的“对话”,汎森兄却应答自如,他关于兰克及西方史学的知识,令我这个专注西方史学的学者佩服。就这一则“对话”,我便与他一见如故。此后,在两岸举办的多次学术会议上,我和他都有机会见面聚谈,共话学术,互赠新作,谈天说地,增添情谊。

汎森兄是个极其忙碌的人,如我们常说的是个“双肩挑”的学者,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到“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有做不完的行政要务与杂务,有永无休止的社交与宴请,有不可推辞的系列学术演讲(如2011年春在复旦、2016年春在北大),这需要花费他多大的精力啊。我每次见到他,都打趣地说:“老兄的头发又少了。”他总是笑笑,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终日益趋同于“苏格拉底的前额”,显现出一副大学者的“王者风范”。不过,他平素又十分低调,我比他虚长几岁,但见面时他总是十分谦虚,不像有些人,有了一点学问和名气,就唬人、摆架子了。

我想,面对各种行政事务和学术活动,他的应对只能是勤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在上个月读到他的一篇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说的是学术环境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一群人(或“小圈子”)的交流讨论,会把一个人的学问工夫“顶上去”,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的。这个理,我信。我每每到台北南港史语所就会想到,在那里留下了多少个天南海北学者的足迹和吉光片羽,这不正是天才萌生新想法的好地方么,如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所言:“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在这里,鲁迅強调了天才产生依赖外部环境的重要性。不过,倘“顶上去”的这个人不“修炼内功”,没有“白首太玄经”的功夫,到头来,也是无所作为的。汎森兄之所以在一群人中脱颖而出,正是巧借外力,更由于修炼内功,于是就成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领跑者。


接下来说的是周樑楷。1998年6月,由台湾中兴大学发起,召开了“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我应邀与会,大陆学界同行者有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吴怀祺和陈其秦,浙江大学的仓修良,共五人。此次会议意义非凡,在当时两岸交流还很冷淡的情况下,它在两岸间架起了史学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史学史家迄今仍难以忘怀。这架桥者有周樑楷教授的功劳,因为他是这次学术会议主办方的负责人。

在我的“四友”中,樑楷兄与我从事的西方史学史专业最为贴近。因而,我们很早就有了书信往来,他寄赠大作《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等专著和许多单篇论文,于我颇多教益,也有颇多商议。不过,他在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他对影视史学的真知灼见,故我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影视史学:亲近公众的史学新领域》(2016年2月22日)一文中还提到他,“台湾学者周樑楷率先将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Historiophoty 译为‘影视史学’,并把它的内涵扩大了,周说获得学界普遍认可。”此后,影视史学便登上了汉语学界的论坛。在大陆,我也是这个史学新领域的推手,在引介海登·怀特与周氏之见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看法,并在我系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中讲述它,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教学之余又撰文,还写了一本小书《影视史学》在台湾出版,算做了一回“班门弄斧”,这底气也是得益于樑楷兄的无私帮助。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前年6月,是时宁波大学召开了中国公众史学学术研讨会,我与他作为特邀代表莅会。老友重逢,备感亲切,临别相约在台湾再见,我想这是能如愿的,纵然风云变幻,但“一湾浅浅的海峡”,也不致疏离成遥望,落得个“霜红一枕已沧桑”(陈寅恪致傅斯年“望海诗句”)。有道是,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对此我笃信无疑。

 

“正是申城好风景,花开时节又逢君。复旦园里话中西,仰看先贤杜维运。”2013年4月初,辅仁大学戴晋新教授来我系作学术演讲,题目是“杜维运中西史学观的变与不变”,我作为会议指定的“点评人”,即兴以这首打油诗开头,为的是活跃场内气氛。晋新教授是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行家,而杜先生又是他的老师,讲杜氏的“变与不变”,自然是驾轻就熟,切中肯綮,深受学子们的好评。其实,我与戴君的结识也是在1998年,记得那年6月“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结束后,我等一行即移师台北,此时正值他主政辅仁大学历史系。晋新兄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行五人去他系上演讲,与学生交流。后来我们在台北的访问,又多蒙他关照,其热心与乐以助人,令大陆同道甚为感激。特别是参观台北故宫,得到了在该院工作的嫂夫人冯明珠女士(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助,看到了许多馆中之宝。

上面“赠戴君”的小诗写到“又逢君”,说的是自那之后,我与他在两岸各地相见甚夥,还由于辅仁与北师大的天然的历史联系,因而在京华碰面的机会更多。不过,2007年1月初,晋新兄设家宴款待我,至今仍难以忘却。是时,我在东吴大学做“客座教授”,他家与东吴很近,但他怕我不认路,特地驾车来接我。进得府内,我惯有的习惯是征得主人同意后参观书房,他自然十分乐意。他与明珠女士各有一间书房,只见顶天立地堆满了书。在晋新的书房,发觉他把我各个时期的赠书都放在一块了,我顺便找出了早年写的那本《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没有题签,顿时好生奇怪,他看出了我的疑问,在一旁说:“在台大附近,有一家书店专卖大陆简体字版的学术著作,我在那儿买到你的这本书。价钱只有人民币2.50元,真是价亷物美啊。”说着,他笑了起来,我也被他逗乐了。一本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小书,早就为一位海外同行所收藏,岂不乐也。如是,我们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相识了。以书为媒,以学术牵引,其力大无穷矣!噢,还需记上一笔的是,那次吃饭令人难忘,还因为他与嫂夫人轮流下厨,他们各施绝招,厨艺精湛,做出了味美可口的拿手菜,令我这个不会做饭的“上海男人”汗颜。

 

新世纪伊始,我记得黄兆強教授曾来复旦与我急匆匆见过一面,那是星期二的下午,系上各教研室老师们活动的固定日子。我一进文科大楼九层,系办小王就告诉我,说有一位台湾友人指名要见朱维铮和我。待我进得会客室,见兆強与朱老师已在交谈,看来甚是融洽。我是初次见面,倒是维铮兄先把我给介绍了一番,弄得我很脸红。大概台湾友人的集体活动已安排,我们的见面时间很短,兆強起身告辞说:“我给两位带来的‘伴手礼’,既不是凤梨酥,也不是高山茶,而是我的一本小书,不好意思啦。”他握住我的手说:“后会有期啊!”他的礼物是他的大作《廿二史札记研究》,我没有准备,没什么“回礼”,好在2012年他来我系作学术演讲时,我赠他本人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等书,算是还了礼。

在此顺便插叙一下,看似傲气的朱维铮,其实有时也十分谦和,特别对待有志于学术的同志,总是相互切磋,相当客气的,遑论远道而来的台湾学界同人。那次碰面时间虽短,我们三人都觉愉悦。事后兆強兄还曾告诉我,说朱先生不难打交道啊!

的确是“后会有期”!2006年秋天,我们在东吴大学又相逢了。是年9月至次年1月,我应邀作客东吴大学,在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系做“客座教授”,整整一个学期。是时,他在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任内,掌管东吴五六个人文社会系科,可想工作之繁忙,可他还是十分关心我这个来自复旦的“大陆教授”。他家离我住地很近,每天上班,总要经过我这里,碰上我为本科生上第一节课,常会在路上相遇,于是就边走边聊,从校内到校外,从教学到起居,无话不谈。他抽空,总是约我吃个饭,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节假日,他驾车出游,常邀我同行,在台北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记得有一次,去台湾北部野柳观女王雕像。我发觉,一路上黄君只管开车,遇到拐弯时,总由坐在一旁的嫂夫人引路,每每在这时他总是自嘲:“我听老婆的!”一路行来,一路笑谈,从中我对这位当今台湾中国史学界的头面人物(他任台湾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祖籍广州,生在香港,大学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后去法国留学,师从国际汉学界泰斗谢和耐教授,以优等成绩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便来东吴大学任职至今。我有时也偶而看见,在工作之余,他在外双溪河边散步,观鱼儿悠游,望白鹭戏水……看得出来,他爱东吴,爱东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其实,东吴很小,台北的黄金地价逼使它只能依山而建,往高空发展,有形的空间相当逼仄,连孩子们谈情说爱,也找不到一些隐蔽的地方;然而,东吴又很大,逼仄的空间却阻挡不住四面八方的来客,不怎么宽敞的地下礼堂,总见人头攒动,营造出一个广阔的思想自由的无形空间,在我们面前彰显出一个无比广袤的大千世界。不是吗?在东吴可以不断听到来自大陆同行的声音,发现域外学者的身影,比如在“萧公权学术讲座”主讲的旧雨李学勤、参加“林语堂研究学术研讨会”的新知诺奖评委马悦然……

台北的亚热带气候,与四季分明的上海迥然不同,校园的树木总是绿色的,从初秋到冬天,呈现在我眼前的,都是这个样子,这让我对季节转换变得迟钝了。然而一个学期很快地过去了,我在东吴的兼职已经完成,告别了东吴学子、同仁、黄君,小车沿外双溪蜿蜒而下,回眸送行者,终于消失在我的视野中。蓦然间,在我耳畔遥闻李白《赠汪伦》的声音: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桃花潭水”,此刻我与李白的情感是相通的。延伸之,我与台湾“史中四君子”的学术文缘,将如台北的榕树长青,如上海的玉兰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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