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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庐山村”琐记

发布时间:2016-03-10

原文刊载于2016年3月10日《文汇报》

复旦“庐山村”琐记

晓雪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庐山村”是返回上海的复旦大学老师为学校安排他们入住的宿舍取的一个别名。笔者随父母入住“庐山村”,大学毕业后进复旦工作又再次入住“庐山村”,这个大学校园里的村庄,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望道、陈恩风、陈传璋、张孟闻、全增嘏等一批教授,随复旦大学从重庆回到上海。

抗战期间上海江湾的复旦大学曾为日军占领,1939年日军在五角场附近兴建了当时远东最大的江湾机场,同时还在复旦校区内建造了一批军官宿舍。复旦从重庆迁回上海后,校方决定将这些日军遗留下来的军官宿舍分配给教师居住,复旦的老师们给它们取了庐山村、嘉陵村等别名,以纪念抗战爆发后复旦西迁过程中,曾在江西庐山作短暂休整,最后安顿于重庆北碚夏坝的嘉陵江边。

庐山村是当年日军留下的军官宿舍中相对条件最好的,由五幢三层楼 (实际为二层加一个阁楼) 的连体别墅组成。每幢别墅有四个门洞,皆为独门独户。五幢连体别墅除一幢面对村口、为东西朝向外,其余四幢皆为南北朝向,与东西朝向的一幢形成直角。当年我随父母入住的这幢楼,位于村口进来一条道走到底靠右边一幢,东首第一个门洞“17号”。

庐山村村口进来的那条直通各幢楼的大道,两旁和每家每户门前都种有一人以上高的冬青树。进了村即可见左右两边有两座小山,因为小山下是防空洞,所以称为小土堡似乎更为妥切,这是当年日军为防中国军机轰炸而建造的。这两座小土堡,给我们入住庐山村的孩子倒是增加了许多乐趣,记得小时候放学回来,常去那里捉迷藏或爬上土堡登高望远。

庐山村的房子结构很不错。每家人家都有石柱子形成的门廊,入了门廊是一个小园子,与隔壁人家以冬青树为界。过小园子上两个台阶即为正门,面对正门的是一个小厅,可作简易餐厅用。小厅右边通厨房,厨房另有一门通外面的小园子。从小厅可直接进入客厅。客厅光线充足面积较大,有十五六平米,靠厨房边还有一个日式榻榻米小间。客厅外面另有一个小园子,同样以冬青树与邻舍分隔。上二楼的楼梯在小厅旁,拾级而上至半设有卫生间,由分开的厕所和浴室组成,记得刚搬入时还见有日本人沐浴用的浴桶。二楼有南北二间卧室,南卧室较大,有十五六平米,光线好;北卧室较小,约十平米。二楼上三楼,半当中有一朝北的阳台,儿时的我常去阳台上看远处的风景。三楼实为一阁楼,仅六平米,只可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写字桌。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父亲陈望道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母亲是复旦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他们都住在二楼,还有一个四川跟来的阿金阿姨住在底楼榻榻米房间。我一人住在三楼,把头伸出阁楼的小窗,可看到围墙外复旦农学院的马场。

当时入住庐山村的都是著名教授。我们隔壁一幢楼16号住的是著名的土壤学家陈恩风,1943年受聘入复旦大学任教授,1946年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任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系主任;15号住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书法家郭绍虞教授,1950年院系调整后从同济大学来到复旦,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4号住的是著名的数学家陈传璋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应邀到重庆复旦大学创办数理系,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上海,任复旦大学理学院代院长兼数理系系主任。我所在楼房前面一幢楼的12号 (最西面一个门洞),住的是著名的动物学家、中国生物科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张孟闻,1943年应国立复旦大学邀请到重庆任教授,1946年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主任。他们的后人,都是我入住庐山村后一起玩的发小。

除了15号郭绍虞教授的儿子是我们的郭大哥外,其他几个都是我的同龄人,当时都在与庐山村隔一条马路的、以复旦大学原校长李登辉的字“腾飞”命名的腾飞小学读书。该小学后来改名国权路小学 (现在“复旦附小”的前身)。儿时的我常去隔壁一幢楼14号、16号两个陈伯伯家玩,两家的陈伯伯、陈伯母待我都很亲切,如家人一般。炎热的夏天,常可在他们那里吃到可口的棒冰。小学毕业后我的几个同龄人进了江湾中学,我去了复旦中学。因张孟闻教授调任黑龙江大学,他的儿子张健龙随之去了东北,相互联系就少了,但我们在言谈中仍时不时提到他。一次,传说他在黑龙江游泳时出事了,但一时未得到证实。张伯伯退休回到上海后,我们几个还专门去看过张伯伯,此时方知张健龙确已不在人世,我们为失去了一位儿时的好友而悲痛不已。

住在15号的郭大哥,中学毕业后进了南京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我的同龄朋友,一个中学毕业后进了清华大学,另一个进了北京钢铁学院,都去了外地,我则在上海读的大学。大学毕业后,清华的同龄朋友当时因为是优秀毕业生,原可以自己挑选毕业后的工作单位,但陈伯伯和陈伯母却要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结果去宁夏等地工作了二十几年后才调到南京。我大学毕业后在复旦当老师,北京钢铁学院的同龄朋友,因为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工作,我们又联系上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毛泽东任命父亲为复旦大学校长,因接待外宾需要,我们搬入了国福路51号一座花园洋房,在那儿一住就是二十年。1977年父亲去世后,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我们子女必须搬出,于是在1978年,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了庐山村,入住庐山村5号。搬家时,我蹬着从学校借的一辆三轮黄鱼车,我爱人手牵着两个孩子,那时大儿子才8岁,小儿子5岁,小儿子手捧着一只空的热水袋说:“妈妈,我也帮你搬家了!”

重新入住庐山村以后,我们的邻居是7号伍蠡甫教授和8号的全增嘏教授。伍蠡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美术理论家、文学家和国画家,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系主任,同时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全增嘏教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42年起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伍伯伯和全伯伯都是十分和蔼可亲的老人,我们和他们的后人也十分熟悉。

印象中全伯伯个子不高,好像还没有成家,是与他的老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一个远房亲戚在一起生活。他的妹妹人缘很好,我们都叫她“小孃孃”。伍伯伯要比全伯伯高大许多,记得我去伍伯伯家楼上看过他画画,高个子老人弯腰作画实是辛苦。伍伯母常说我母亲蔡葵是他们的恩师,所以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倍加爱护。那时我们家没有冰箱,每到夏天炎热时,伍伯母总会将冰好的西瓜切一块给我们送过来,至今记忆犹新。伍伯伯、伍伯母的子女不在身边,每到过年我们都会带着两个孩子过去给二老拜年。

在庐山村5号,我们依照父亲的遗训,上班勤勤恳恳为国家工作,下班勤俭持家,培养孩子成人。我的夫人不但在屋前屋后的园子里种了青菜、丝瓜、土豆等蔬菜,自己学着做馒头花卷等,还养了一只猫,给两个孩子带来许多乐趣。两个孩子也十分争气,从复旦小学毕业后进了复旦附中,高中毕业后一个进了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另一个进了同济大学建筑学系。我们在庐山村前后两次共住了约三十年,对“庐山村”可以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儿子后来每次从国外回来,也都要到庐山村来转一转,寻觅一下那儿时的感觉。

在复旦校区就读小学、入住庐山村和在复旦工作的经历,使我结识了许多复旦圈里的朋友。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这些小时一起玩的朋友也都到了老年,开始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的清华同龄人回到南京,因为尚有老母在复旦居住,也常回上海。因为郭大哥、北京钢铁学院的同龄朋友和我都在上海,每当他回到上海,我们常会相约去陈伯母家一起相聚、聊天,然后再一起去庐山村旧地重游。陈伯母是一位慈祥可亲的老人,那时已经八十几岁了,仍十分健谈,讲她自己因皮肤干燥全身发痒,晚上总睡不好;也讲一些我们儿时的往事,十分有趣。郭大哥退休后回到上海,曾送了一本他父亲的书法作品给我,那时我正在老年大学书法班学习,对那本书法集爱不释手。

陈伯母去世后,我的清华同龄人回到上海,又住进了复旦校区。一次我去复旦老年大学摄影班听课,竟然看到他坐在后排,才知道退休后他也爱好摄影。我们几个同龄人曾和郭大哥相约一起去国外旅行,首选俄罗斯、北欧或东欧游,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深深的“喀秋莎”情结。结果我们和郭大哥夫妇参加了俄罗斯、北欧游,而我的清华同龄人一家参加了俄罗斯东欧游,出发时间仅差一天。有缘的是,在参观圣彼得堡“夏宫”时我们竟和我的清华同龄人一家不期而遇,留下了那十分难得的宝贵合影。

现在我们这些复旦圈里儿时的朋友,联系更密而且范围扩大。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我们成立了一个复旦教授子弟联谊会(筹),人数有五六十人之多。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各个时期各种工作岗位上为复旦的发展、为这个国家作出过贡献的知名教授,有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卢于道、漆琪生、卢鹤绂、李振麟、张世禄、吴文祺、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谭其骧、吴浩青、吴征铠、严志弦、王恒守、吴斐丹、王鸣歧、焦启源、吴剑岚、李锡恩、杨岂深、赵敏恒、李龙牧、陈观烈、李铁民、周伯棣、索天章、朱伯康、严北溟、蒋天枢、周同庆、曹亨闻、周达云等。我们不定期地举行聚会,更多的是通过微信、Emai1的联系,使友谊长存。

2016年2月25日改稿于美国Metamora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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