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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来了复旦实习生

作者:陈晓君 郭文珺 付怡雪来源:《复旦青年》第284期发布时间:2016-03-08

年初,国家留学网发布了《2016年国际组织实习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人员)选派办法》,开启新一轮选拔,招募21名优秀学生,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

过去半年在教科文组织实习的复旦学生范衍、巩辰卓和沈怡婷,正是得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这一项目的资助,分别前往德国汉堡、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和法国巴黎,他们的联合国实习生活也由此展开。

沈怡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的合照

汉堡大学附近,有一栋浅褐色墙身、镶着白色窗户的三层小洋房,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12月15日,圣诞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2011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生范衍在这里完成了几份材料的中文翻译校对任务,并传给别人做文件设计,这是他年前的“扫尾”工作。

2015年10月底,范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的实习正式开始,而与他一道在教科文组织实习的,还有两名同样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关系学院的沈怡婷和巩辰卓。今年7月和9月,他们分别飞往巴黎和非洲的坦桑尼亚,与来自数十个国家、拥有不同肤色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共事。

三名复旦实习者的诞生

小洋房三楼是范衍的办公地,白色窗户外正对着一座豫园风格的茶楼。作为上海和汉堡两个城市友谊的标志,这座中国式建筑让这位“国际实习生”不时回想起上海。从萌生到联合国实习的想法直至成功申请,范衍经历了8个月。

现在,他还清晰地回忆起,得到实习通知时,正是四月的一个晚上。他刚下地铁,往南京东路方向走,在运输高峰期的7点,周围一片嘈杂。手机屏幕突然显示一个“奇怪”的来电,这个来自巴黎的电话告知范衍,他已通过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的面试,成为该基金会国际组织实习项目的首批中国实习生。

2014年7月底,国家留学网发布了国际组织实习项目选拔的通知,应届本、硕、博毕业生均可申请在教科文组织的实习工作。

虽然教科文组织对于申请者的背景没有做出很高的硬性要求,但是最终要通过该项目的选拔并非易事。由于联合国不为实习生提供任何工资或补助,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显得十分可观,其中包括每月1800欧元的生活费以及交通和艰苦地区补贴。据沈怡婷介绍,即使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巴黎,这些生活补助也“基本够用了”。

大量的申请者希望能够得到这笔资助和联合国实习的机会,但在全国范围内,最终只有约20人能被录取。

“最开始在公众号上看到,后来学院的张骥老师也给每位同学发了邮件。我很向往在国际组织工作的生活”,现在于巴黎实习的沈怡婷提到,“但一开始觉得联合国特别高大上,申请程序也很繁琐,当时没想过一定要申。”

和沈怡婷相似,看到项目的那瞬间,范衍也动了心,但他当时觉得“成功的概率比较小,没有太在意。”

得知此项目时,巩辰卓却没有丝毫犹豫,且希望能在坦桑尼亚实习。“与其他同学打算找工作或读研不同,我毕业后一年的计划是空着的,希望能干点别的事情,正好这个项目很合适。”

2014年9月提交申请材料,11月到北京参加笔试和面试。巩辰卓还记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笔试时,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坐满两个阶梯教室。第二天只有68名申请者获得进入面试环节的资格,而他们每人都要同时面对4位面试官。

经过近五个月的等待,今年3-4月,这三名国务学院的学生陆续接到通知,范衍去往汉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沈怡婷赴教科文组织全球总部巴黎,而巩辰卓也如愿被分配到坦桑尼亚。

“选拔过程很长,本来以为没有多少希望了。查到邮件的那瞬间,心情非常激动”,沈怡婷笑道,“当时有个想法,到了HR(人力资源部门)之后,工作不要那么拖,能让申请者早点收到消息。”

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请者向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提交了申请材料,231人获得笔试资格,其中的68名进入面试环节,最终入选的则只有21人。“面试者都十分优秀,他们各有特色。真的很幸运,我能成为二十一分之一”,沈怡婷说。这21名联合国实习生中,仅有6名为本科生。

“很有意义,却不是特别有意思”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坦桑尼亚办事处,巩辰卓有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办公桌甚至比复旦寝室的书桌更加窄小,桌面上只摆放着电脑、电话、文件夹和几个笔记本。在这张办公桌上,他要完成会议纪录、拟写邮件、撰写报告,以及与成员国联系沟通等一系列工作。

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实行项目制,实习生可能同时跟进几个项目,帮忙完成行政性的工作,在其中充当辅助角色。

“每天的具体工作都不一样,活儿比较杂,在UNESCO(教科文组织)上班,就工作本身很有意义,却不是特别有意思”,巩辰卓总结道。

作为教科文组织内传播和信息团队的一员,最近巩辰卓同时跟进着三个项目:坦桑尼亚和平选举、社区电台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档案电子化。

大大小小的会议填充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首先要确认预算,然后发官方邀请函,写活动策划,确定议程、时间轴和各工作成员的职责。开会时进行主持、协调及会议记录等。”

相比起琐碎的工作本身,这名游历过五大洲28国的北京男生认为,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化团队和联合国平台特质更具吸引力。“在联合国工作,有两个地方最棒,一是伙伴们来自世界各国,且都很有能力,与他们共事是一种享受;第二是平台,身处联合国这个大平台,有机会学到如何把各个利益攸关方请到同一张桌子上,这是我的‘learning point’(能有所收获的地方)。”

在范衍看来,在联合国实习,抛开工作的主旨及目标,其形式上和商业公司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立场和视角。“在立场上,公司以盈利为目的,而教科文组织站在更高的角度,看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正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虽然实习生大多负责行政事务,但由于每个项目不同,相关背景知识的缺乏,多少会给工作带来挑战。

第一次参加教科文组织会议时,各种陌生的缩写名称接二连三地出现,令巩辰卓有些应接不暇。

“虽然懂英语,单词也基本能明白,但半天听下来却难以理解。在会上,第一次听到‘NEC’和‘ZEC’时,我没有任何背景知识储备,以为是两个外国人的名字。”会后他才知道,那是“坦桑尼亚选举委员会”和“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的缩写。

教科文组织驻坦桑尼亚办事处的人员流动率很高,但对新进来的员工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入职培训,这让初来乍到的巩辰卓感到“震惊”。随着背景知识的补充,“一开始很难去做”的事情,被他自己摸索出门道来。如今,在做项目之余,他正一点点地整合工作必要的资料信息,想为新员工准备一个“Welcome Package”(指新员工学习资料包),以便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工作。

对于在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沈怡婷来说,“HR的工作比较繁琐,大多是事务性的。个人来讲,我希望做些更具挑战性的工作,那还是挺有意思的”。在巴黎,举办大型会议及活动的机会较多,总部优势恰好可以满足这个上海姑娘的愿望。

今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在巴黎召开,作为实习生,参与大会的机会本与她无缘,但经过自己的争取,她成为其中最年轻的工作人员,跟进大会的日程安排并接待各国来者,并看到了巴黎暴恐后“一脸憔悴”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关于文化反恐的演讲。

而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抵达法国巴黎,参加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彭丽媛为了妇女儿童教育前往教科文组织时,和沈怡婷相距不足一米。“一身旗袍,眼睛特别美的彭麻麻”向沈怡婷她们挥了挥手,问到:“你们在这里学习吗?”——“不是,我们在这里实习”,彭丽媛朝她们微笑着点点头。事后回想起这段,沈怡婷仍然觉得“蛮激动的”。

八小时之外

12月中旬的一个周日,暂别工作日的朝九晚五,范衍坐火车到汉堡附近的一个小镇,那儿聚集着来自中东的难民。

这并非他第一次来到这个镇上,高中时,他通过AFS(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组织)项目到汉堡交流一年,接待他的寄宿家庭就在这个镇上。也因为这个缘由,在填写申请意愿时,他又一次选择了汉堡。

这个小镇只有两千名居民,范衍更习惯称呼它为“村子”。到汉堡实习的第一个月,他就住在“村子”里,周末有一天的时间和难民共同度过,他们会在绿树围绕的大片草坪上一起踢足球。而每到周日下午,“村子”的教堂摆放着各家各户准备好的咖啡、蛋糕,邀请从中东各国辗转而来的难民们共进下午茶。在坐着约70名难民的房间里,范衍与难民们面对面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在报纸上读到的难民潮,都是一些文字和数字,没有太深的感受,但现在亲身听他们讲故事,真的很感动。”

在教堂里,范衍认识了一位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的23岁年轻人。这位曾是音乐教师的难民告诉范衍,他会唱歌、弹吉他,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小孩,而他独自前来,路途颠簸,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才抵达村子。

“这个故事听起来挺伤感的,他们都很艰难,但也很有勇气。”

参加小镇为难民举办的音乐会后,范衍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这名年轻人抱着红色吉他,在柔和的灯光下低头演奏。现在,因上班路途太远而不得不搬离小镇的范衍,周末仍会抽空乘上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回去探望难民们。

与范衍相似,在巩辰卓看来,实习地坦桑尼亚也并非是一块陌生的土地。

2013年7月,巩辰卓曾在坦桑尼亚的姆万扎支教,教室里没有电子设备,80个孩子共用10本教材,老师讲课就凭一支粉笔一张嘴。“我对那边有一定的感情,还是蛮想回去看看的。”

“而且UNESCO的全球重点也是在非洲,我觉得非洲是自己真正能做些贡献的地方”。从今年9月底到明年7月底,他将在这个年平均气温达25℃的国家工作10个月。重回坦桑尼亚,让他有种“好像回家的感觉”。

与支教时在房间里看见上百只蟑螂相比,这次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实习,“条件比上次好多了”。“达累斯萨拉姆的生活成本和国内大城市差不多,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超市不大,选择比较少”,巩辰卓顿了顿,“但已经挺好了,生活质量不会很差。”

但刚开始也有“比较痛苦”的时候。九月底初到时,巩辰卓短租的地方经常停电。在这个赤道以南的地方,没有电,即使有风扇也派不上用场。“停电时挺热的,晚上停就更悲催一些,因为夜里蚊子特别多,我只能躲在蚊帐里思考人生。碰巧手机也没电时,思考着思考着就睡着了”。

巩辰卓会不时在朋友圈里不时发一些坦桑尼亚的照片,有被缕缕白云点缀着的蓝天,也有走路下班时看到的孔雀和成百上千只蝙蝠。他还拍了一段小视频:晴朗的天空下,海浪扑打着沙滩,小狗在沙滩上追逐。

这些小狗是“嗅探犬”(Sniffer dog),能够协助警察搜寻象牙和枪支,它们的主人是巩辰卓在当地认识的一位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走私象牙的报道,很受触动。于是发邮件主动联系这个专门做动物防盗猎的NGO,希望能帮忙做些事情。”

实习之余,巩辰卓会与“嗅探犬”的主人、一位芬兰籍负责人见面交流,并帮助处理沟通方面的工作。“和这些真正做NGO的人交流经验十分宝贵,也很有意义。”

相似的梦

在坦桑尼亚的实习开始后,巩辰卓又回了一趟上海,那是为了罗德奖学金的面试。

这个被称为“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的奖学金项目,录取率仅有0.7%。而巩辰卓和其他三位本科生一道,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批获奖者。

在完成2016年7月在坦桑尼亚的实习后,他将拿着约48万人民币的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学习。“我计划修读两个一年的硕士项目。其中完全定下来的一个是商业管理学位,我希望能从中获得有效的方法论,包括提升组织管理能力和融资能力等。这些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积累经验,规划我的公益组织蓝图。”

大一暑假时的海南省支教经历是巩辰卓的公益起点,在此之后,他的很多决定似乎离不开这条道。

大一起,他用了三个暑假到海南省博学村支教,与当地的小学生打成一片,最后他已经能自己轻车熟路地搭着机场大巴、城乡间的公交车和三轮车回村。“支教队伍每年都在换人,有时候我感觉就是我带着一帮客人回家。”在村子支教时,巩辰卓把队里洗碗的工作都包揽下来,因此同去的队员叫他“阿呆”,海南的孩子也跟着这么叫。“熟悉以后,他们大部分时候像树獭一样,黏在我身上不下来。”

在牛津完成学业后,巩辰卓计划回国,找一个类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组织工作,“再长远的打算,做NGO吧,那是十年之后的事情”。

这三名联合国实习生里,怀揣相似梦想的不止巩辰卓一人,好友沈怡婷也在公益事业中倾注了许多热情。

大学期间,沈怡婷加入了TECC,一个由中美大学生建立的、推动中国中西部教育科学发展的非营利性组织。跟随组织两次青海支教回来,她在TECC复旦分享会的感想被发布在校团委实践部的人人主页上:“孩子们,我们下课了,ET老师要和你们再见了,要很久才能再见。下雨天不要再在操场上乱跑了,调皮的孩子们记得不要再欺负同学了,对上海怀有好奇的同学们,一定要学好汉语,然后走出去看看大山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不止有战斗机。”

如今身在巴黎的“ET老师”,仍然把公共事业作为自己的梦想。她计划实习后攻读有关公共政策的硕士,以后能在相关的国际组织工作。

而在德国村子里倾听难民故事的范衍,觉得“世界应该改变一些事情”。他期待利用国际组织的平台,使世界看起来更美好,“在联合国实习,我感觉到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能够有机会影响到每个个体。”

(本文首发于复旦青年微信公众平台fdu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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