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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上海的城市传播学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传播

来源:发展研究院发布时间:2015-10-30

让新上海的城市传播学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传播

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美西时间2015年10月27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会,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5位教授用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分享了他们近期针对上海这一“东方的世界主义”典范的研究成果。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Jude Blanchette主持了本次讨论会。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孙玮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晔教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主任谢静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廖圣清教授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向大家展示了新上海的城市传播学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光磊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各位复旦大学教授最后回答了其它学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7月,隶属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和加州大学10个校区均为中心的创始会员单位。中心办公室设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由美国加州大学与复旦大学分别委派一名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旨在以学术的形式,在北美建立一个认识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发展的窗口;在美国展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主动地向美国社会传达真实中国与中国社会的信息,扩大中 国在美国的更全面并正面的影响,获得美国学界各个领域研究中国的最新信息,形成季度、年度报告,让中国更早地获得中立、客观与真实的来自美国学术界的声音,为应对国际上各种突发情况及时采取主动策略;促进中美学术已有交流、互动的深化,成为汇聚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及在美华人学者的交流平台;以学术为桥梁,与美国各界主动接触,为复旦大学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支持机会;以复旦-加州中心为平台,积极开拓与北美优秀高校的合作,培养新一代对未来有影响的中美“中国问题”专家,吸引更多的北美学生到复旦以及中国其他高校留学。

关于进一步信息,欢迎电邮:xianxu@ucsd.edu

 

 

附:演讲嘉宾精彩观点

黄旦:报纸就是一个城市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媒介是与城市联系一起的实践活动。籍此,城市与报纸的关系,不是前者作为一个先在在的实在并在其中容纳了报纸,想反,报纸就是一个城市,因为是报纸的传播和交往使得城市现形并确定了其边界,“《申报》-上海”,即此之谓。

“申”即上海别称,《申报》就是上海之报,创办于1872年。初期《申报》内容为三个重点:1.聚集于上海“公用事业与市政面貌”,包括各种“奇技异能”:造铁路、修水池、装煤气灯、卖保险等等,以展示上海令人羡慕的日新月异2.货物和信息的频繁往来;3.会审公廨的案件,虽不乏“猎奇”之意,可也多面向呈现出丰富而又琐屑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案件最终总是得到妥帖的处置,激发出一种现实想象,上海一城在管理上是井井有条。由此可见,《申报》理解和所确定的实际“上海”,既不包括过去的上海,也不包含华界的上海,而是“租界上海”,以此作为报纸现实实践和交往的场所,并突显出一种特定的地方感。

在中国,“城”一般是指城墙和都市本身,二者密不可分。“城”是中国特色政治和文化的根基。上海原本就是这样的城,《申报》创办时仍然如此。然而,《申报》所指向的“上海”,却规定和提示了一种新的评估尺度,宣告了上海老城厢的衰落和上海新高地的崛起,同时也宣告了具有中国政治和文化基石意味的“上海城”,让位于“货物軿集商贾辐凑之区”的“上海滩”。《申报》以自己的“博采奇闻,万象维新,词成珠玉”,为上海构建起新的“参照点”:“商埠之上海乃成为租界之上海矣”,租界之上海乃又成为“上海”。于是,《申报》-上海,在悄无声息中“移动”了“上海”,铸刻下新的上海文化和记忆,而且它自身也因此成为了上海文化和记忆。

 

 

孙玮:新技术、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地方主义:流动的上海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19世纪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上海以“一市三治”的租界建制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中西交融、五方杂处的异质文化构成的上海城市性,呈现出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独特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在集体记忆、市民心态、城市景观等方面镌刻下深深的印迹,一百多年以来经历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殖民主义等多重意识形态洗礼,凝聚成非常坚固的城市认同,奠定了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内涵。当前上海城市地方主义借由新技术激发的二十世纪末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以崭新方式嵌入城市品格中,持续地重构着城市内部以及上海与国家、世界的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上海遵循中国国家战略迈向国际大都市,城市地方主义一方面与全球化遥相呼应,不断挑战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呈现出城市(地方)与国家(中央)两极之间的巨大张力;另一方面,在城市内部又不断成为市民重要的话语资源,以抵抗政府瓦解社区认同的统摄政策。本研究以三个个案展开讨论。其一,外滩:上海现代性的空间景观。将外滩这个实体空间理解为上海现代性创造的一个特殊地点,它的发展呈现了上海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外滩的都市空间,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本身又作为一个媒介,构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城市与国家、世界的多重新型关系。其二,镜中上海:传播方式与上海幻像。讨论不同影像方式中的上海与市民集体记忆之关联,以展现国家(中央政府)、城市(地方政府)、市民(民间)三者之间关于城市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冲突与交织。其三,两区合并: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社区认同。以近期上海市拟出台的静安区(原为英美租界)、闸北区(原为华界)合并的公共政策讨论为经验材料,阐释租界时代的城市文化传统,如何成为当下上海市民抵抗政府决策的话语资源,以呈现上海延续一百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顽强力量,及其与当前全球文化的对话与融合。

上海城市地方主义呈现出鲍曼所言流动现代性的鲜明特征,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中国与西方、城市与国家、实体空间与虚拟想象等等多个两极模式中往复流转。上海成为当前新技术、全球化时代独树一帜的城市性典范i

 

陆晔:上海的影像都市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影像都市这一概念特指以影像中介的城市,是作为实体都市空间的影像和都市影像再现的相互建构,其内涵在于双重视觉化:影像参与构造的都市空间与都市的影像再现相互介入,强烈地表达出都市的视觉可识别性和都市生活多元、流动、五光十色的兴奋状态。以LED大屏幕为代表的超大型户外电子媒介,是影像都市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这些布置在城市公共环境中的巨大显示器,既是高大建筑物外立面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又是影视内容的播放器,构成现代都市复杂的视觉景观,是研究影像都市的特殊标本,集中呈现出当代都市生活双重视觉化的意义——通过大屏幕形式和内容不断变化的装饰性和媒介能力,实体与虚拟的都市影像相互嵌入,构成新的城市地标,组成新的都市文化景观。

中国城市户外公共空间里的大屏幕,既不是英国BBC“大屏幕计划”那样的公共文化设施,也不是德国或美国那样的商业广告与先锋艺术的混杂。它们数量众多,地点和呈现形态杂驳,多数以商业广告为主的内容乏味,但依然表现出Chris Berry在有关大屏幕的文化研究中阐释的那样“渗透出生活的魔力”。鉴于过往有关大屏幕和都市屏幕文化的研究基本未能涉及受众,本研究力图以公共空间中人与大屏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基于Scott McQuire《媒体城市》和John Urry《观光客的凝视》关于视觉环境(visual environment)和视觉背景(visual backcloth)与个体关系的论述,以上海南京路-人民广场商圈、徐家汇商圈、五角场商圈这三个不同地点为调研地点,讨论以下问题:1)个体如何看待实体的大屏幕与都市公共空间的关系?2)大屏幕的“魅惑之光影景观”(lightscape of enchantment)会对不同个体产生怎样的吸引力?3)大屏幕实体和虚拟再现相互嵌入与个体关系的日常性如何体现?这三个问题分别从实体、虚拟、关系三维度对影像都市的概念内涵进行回应。

初步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对于个体而言,以大屏幕为代表的影像都市在实体空间上体现为具体的都市景观、都市现代建筑的高科技表达、都市的环境背景等不同方面的大都会主义审美;尽管都市广场人群之于大屏幕多是流动、断裂、瞬间的观看,但仍然具有建构和强化个体都市经验的意义;在当下,影像都市与个体都市经验的日常性关系主要体现在空间维度上。

 

谢静:网格化与上海社区的媒介化治理

(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主任)

 

城市社区治理,位于全球化、城市化、媒介化的复杂进程之中,一方面连接国家科层体系,一方面直面日常生活,是一个异常活跃的实践界面,也是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当前上海城市社区治理变革,既有外部环境的推动,也体现了政府的主动更新,以响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经验为基础,探讨这种治理模式的媒介化特征与影响,并尝试阐释中介化传播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网格化管理是上海正在试行、推广的一种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它将城市空间划分为网格单元,对网格中的生活问题进行综合处置与管理,以提升社区服务和治理水平。网格化管理首先意味着治理单元的空间化,其次是响应式的运作,即响应特定空间中的生活问题,而不是遵从自上而下的命令。网格中心主动或被动地汇集社区空间中的生活问题,“派单”给相关职能部门,必要时协调不同部门合作处置。这种治理模式不仅冲击了科层组织的运行机制与流程,而且开始影响既有的管理结构和权力流动。也使得传统上被视为行政末梢的社区,在城市治理网络中的地位得以提升。

为将空间问题与科层组织连接,网格化管理更依赖媒介化实践。传统社区所习惯的人际模式(居委会干部的人际传播与劝服)正被越来越多的媒介化连接所取代,通过热线电话、摄像头、数据库、手机应用等技术的中介,社区内个性化、多样性的问题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响应,治理过程更加灵活多变。事实上,网格中心本身就是一种媒介,能够更为迅速、便捷地连接起社区空间、普通市民与政府机构,形成一个相对扁平的治理网络,沟通、协调成为媒介化治理的核心。

媒介化的网格管理,预示了城市社区治理的传播转向,即传播与中介的过程逐步获得与主体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再只是某个治理主体的工具与功能。媒介连接了更为广泛、多元的主体和要素,并促使它们不断流动、变化,使其成为无法独立存在的网络节点。这种连接如此密集、复杂,具有传统治理手段所不同的结构与运动,因此更像是德勒兹所说的平滑空间而非条纹空间。新的治理空间不仅是中介化传播研究的新领域,也为传统的治理研究注入传播的新视角。

 

 

廖圣清:媒介使用概念与测量的再思考:基于上海大学生的调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

 

 

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出现了新的变化,媒介使用测量方法的适应性也面临着新挑战。媒介使用研究正历经一次理论的整合和方法的创新。

媒介使用(media use)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随着媒介形式和测量技术的发展,媒介使用研究的层次和范围不断丰富和扩展,从选择什么媒介到对媒介的态度,从使用媒介的程度到使用动机等,媒介使用的测量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丰富和精进,目前主要的测量方法所考察的内容基本都包括媒介(或内容)、时间和频数等。作为媒介使用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多任务使用被研究者运用于观照新媒介环境下媒介使用问题,探究受众同时使用和处理多种媒介(内容)或非媒介任务的媒介行为。

然而,以往的媒介使用研究,主要是从媒介形式、时间、空间(地点)三个维度独立地考察受众的使用频次和时长,多任务使用研究则主要考察的是媒介使用的媒介形式维度,对时间有限定(同一时间段),对空间虽有涉及,但并未做更多规定。研究者尚未同时考察媒介使用在媒介形式、时间和空间上的离散化或碎片化。

本研究基于上海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多种媒介形式、时间和空间的碎片化现象已不容忽视。从受众使用的媒介、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本研究提出媒介使用的综合测量指标“碎片化使用”,即使用媒介的分散化、使用时间的非连续性和使用空间的非固定性。根据特定空间和时间段内的媒介使用时长、频次和频率,并通过矩阵的形式测量媒介多任务情况和多空间使用情况,本研究构成了“碎片化使用指数”,以刻画媒介使用的碎片化程度,以期为新媒体技术环境下媒介使用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

 

请参考

http://fddi.fudan.edu.cn/index.php?c=article&a=show&aid=973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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