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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东吴散记

作者:张广智来源:《文汇报》2015年8月27日发布时间:2015-08-30

今年是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8月30日又是他去世25周年。我陆续读到不少纪念文章,于是又想起自己2006年下半年作客东吴大学的日子,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怀念东吴的蓝天,还有那外双溪的流水潺潺……那时的风景仍历历在目,总是难以忘却。

在那期间,我不连贯地以“随记”的形式,留下一点文字,雪泥鸿爪,无非稍存宝岛印象而已。然敝帚自珍,如今闲暇时,又不时拿出来翻看。此次,从中摭拾一些,整理成文,作为两岸学术交流之零碎史料,以求读者诸君的雅正。

“秋的精神”(10月14日)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采桑子》名词。林语堂在他的《人生的盛宴》结尾时引用这首《采桑子》词,以歌颂一种他所称道的“秋的精神”。在语堂先生的笔下,春太柔嫩,夏太荣夸,而最爱秋,“因为她的叶子带一些黄色,调子格外柔和,色彩格外浓郁……”

10月中旬的东吴,其“调子”,其“色彩”,还真暗合林氏的“秋的精神”。10月14日,由东吴大学主办的《跨越与前进:从林语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真是会逢其时,岂不妙哉。我被邀与会。两天会议,大会报告,分组讨论,我全程参加,顿时有一种跨界的快乐,结交了文学界的众多朋友。值得记上一笔的是,还有幸结识了“诺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马悦然先生。

这个会议最后还有一个节目,就是参观林语堂故居。夜幕已悄然降下,我乘坐外文学院院长林锦川教授的车前往,故居在阳明山脚下,林教授开车很快,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一行入内,即有“义工”(即志愿者)引导,一边向众人讲解。我很仔细地看了书房、卧室、客厅,对林语堂的生平有更多的了解:他与上海有缘,受教于黄浦江畔,大半生在国外度过,晚年就居留于此,长眠在阳明山麓。四壁的书,中西文兼存,琳琅满目,精彩纷呈。他著述甚丰,并以英文写作而著称,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又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以他为个案看中西文化的“相融/相涵”,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是日晚餐,就在故居大厅间,西式的,也很适合故居主人的口味。席间,东吴音乐系的师生们还演奏了一些西洋古典名曲助兴,马悦然老先生用流利的中国话,代表与会者致答谢词,其言热情洋溢,文采斐然,获得了一片掌声。

在这静谧的秋夜中,这座兴建于1966年,由语堂先生亲自设计,兼具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美的建筑,已若隐若现了,但他对“秋的精神”的歌咏,却在人们心中回荡:“平静,智慧,圆熟的精神,它微微笑着忧郁而赞美兴奋、锐敏、冷静……”

访“史语所”(10月30日)

历史的现代转型,如大河到了出海口,劈波斩浪,迅猛异常,史学亦然。正是从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裂变,从传统到现代,从闭塞到开放,开始了中国史学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行程。凡曾经稍稍接触过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怕是很少不知道“史语所”在这一行程中的作用与影响的吧?

“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简称。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所长,1948年底迁往台北南港,直至今日。来东吴后,一直想访“史语所”,特别是前两天去了台大,拜谒“傅墓”(1950年傅斯年病逝,葬于台大),聆听“傅钟”(台大的上下课钟声),就更像是受到了某种催促一样。

是日,秋雨霏霏,这是与所长王汎森约定的日子。王汎森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1996年5月,在山东聊城召开的“海峡两岸傅斯年百年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上,我与他有一则“关于兰克史学的对话”——傅斯年有“中国的兰克”之称。

两年后,我首次去台湾,出席“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会”,我的大会报告论文又由汎森兄评论,这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间的学术情谊。后来,他又来上海,下榻的天鹅宾馆离我家很近,我作“导游”,同去对面的鲁迅公园,瞻仰鲁迅墓,参观鲁迅纪念馆。再后来,他多次来复旦作学术演讲,我与他都有见面叙说的机会。此次,他知道我来了东吴,同为“兼职教授”(我为“客座”)的老友又可见面了。

我一路正想着往事,车已至“中央研究院”大门前停下,雨也停了。台北的秋雨,断断续续,有点像上海的六月黄梅天。我径直向里走去。南港院区不小,初次入内,倘无路标指示,会迷失方向。我一路走着,只见前方一幢大楼上书“历史语言研究所”,啊,到了。

我还是早到了。一位年轻人(台大博士生小杨)在门口等我,说王所长临时有个会,很快就回来。乘这空隙,我请小杨陪我去史语所图书馆,只见馆内藏书甚丰,琳琅满目,但珍贵的“傅档”一时还未能查阅。在馆内,意外地遇到了台湾地区罗马古史名家邢义田先生,相互交流甚欢,我还复印了他的两篇大作。

“您还是老样子,我却变老了。”一见面,汎森兄握着我的手,不无感叹地说道。他现在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又肩负重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忙于行政工作之余,学术研究也一刻不放松。我在上海都不时看到他的新作问世,比如《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以及散见于两岸学术期刊的大作,他真乃海峡两岸三地中生代学者的佼佼者。

汎森兄赠我2000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的英文著作《傅斯年在中国历史与政治中的一生》(Fussu-nien:ALifeinChineseHistoryandpolitics),这是他的博士论文。

老友显得很兴奋,不时回忆起我们往昔见面时的情景,一经他的回忆,往事又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日一样。

“十年前,您在聊城对我的嘱咐,我还未完成呀。”我愧疚地说。

“噢,您说的是史语所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比较研究。”

十年前的那次对话情景,仿佛又在眼前。我想,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学人群(学界通称为“史料学派”),与比它晚一年(1929年)由吕西安·费弗尔等创立的年鉴学派,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深深扎根于本国学术传统的现代学术流派;它们都历久而不衰,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一流史学人才;它们的创始者都具有宽广的视野,又都是出类拔萃的学术组织者;它们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都对后世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年鉴学派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史学流派,而史语所学人群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在当今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影响仍不可低估。这个比较研究的难度太大,我怕是力不从心了,只好寄望于年青一代的学者。

在钱穆故居演讲(11月29日)

“文明初启,它初则步履蹒跚,继而加快了脚步,从火的发明到工业文明,从不器工具到航天飞船。今天我们在这里,只不过从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长河中舀一瓢水,以窥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彩多姿及它演进的历史轨迹。”

我以上述这段话,开始了演讲,题目是:“古代世界文明的演进及其文化特性”。

演讲地点在钱穆故居一楼演讲厅。说起钱穆,我对于这位国学大师其实所知甚少,仅了解他的《国史大纲》而已。这次住在东吴,第二天就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我与钱穆故居是“隔壁邻居”。可不是吗,从我住处临滨路65号由石阶而下,跨越一条小路,很快就到了72号的钱穆故居,两处近在咫尺,都临外双溪,同看那小河的波纹。为此,我又重读《国史大纲》,并将钱氏的其他著作“恶补”了一下。

我的这次演讲,在一个多月前,故居管理处叶海烟教授与刘慧真女士就与我商定好了。说真的,对于本次演讲的这个题目,我虽然熟悉,但还是做足了功课。演讲海报早就张贴且在网站发布,是日下午,陆续从各地来了不少听者,演讲厅座无虚席。

在前述这段“开场白”后,我继续说:“人猿相揖别,人类文明的曙光初现于东方,‘希腊奇迹’的创造,罗马人的文治武功,阿拉伯文化的璀璨,更有那汉唐雄魂,人类终于在亚平宁一隅(意大利)开始告别黑暗,走出中世纪……”

看得出来,还有听众不时进入厅内,迟到者就站在后面听讲。迎门的枫树、庭园的茶花、后播的竹林,把这座被称为“素书楼”之所在,点缀得一派生机和清华,发散出一种浓浓的学术气息。这种氛围也感染了我,思想的火花与语言的灵感,也如外双溪水淙淙溶溶,不会枯竭。

吃饭(2006年12月29-隔年1月17日)

“民以食为天”,怎么能不记“吃饭”的事呢?阳历元旦前后,各类“吃饭”的邀请纷至沓来。举其要者,可记下列数则:

历史系岁末聚餐会,12月29日晚六点,地点在江浙满福楼。说起这家餐厅,还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逯耀东先生有些关系。逯先生也是“美食家”。记得一次他在上海,我们在老正兴菜馆招待他,那次菜很丰盛,他特地唤我把菜谱弄来,果不其然,这菜谱在他的旅游散记中出现了。这家江浙满福楼的好多菜谱,是由耀东先生亲自“审定”的。这顿饭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东坡肉,据该店大厨说,这道菜的烹制是逯先生亲自传授的,怪不得如此可口诱人。

2007年1月4日,人文社会学院岁末聚会。该院院长黄兆强教授,亲自邀请人文社会学院的“元老级教授”吃饭,我也被邀出席,地点在雅苑粤菜海鲜楼。菜肴以海鲜为特色,广式烹调,品种很多。但五味杂陈,过后印象并不深刻。席间,与邻座陶晋生院士闲谈,知他已不再为学生授课,已处“准退休状态”——在台湾地区,院士的地位没有那么显赫,与大陆的情况不同。

1月5日晚,辅仁老友戴晋新教授设家宴款待。戴家距东吴很近,晋新兄很细心,怕我不认路,特地驾车来接我。进入邸内,见陈设十分整洁。他与嫂夫人冯明珠女士(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各自有一间书房,因书的堆积而略显逼仄,不过晋新兄从书架繁多的藏书中,很轻易地找到了我的书。主人热情好客,菜很丰裕,都是他与嫂夫人轮流下厨做的,确是鲜美。

1月6日晚,学生请老师在耕读园吃饭。“耕读园”,这一店名清秀而又典雅,温馨的环境也助我食欲,学生们点的首乌乌骨鸡汤、特为老师点的东坡肉,实在是好吃。耕读园的东坡肉或许可与江浙满福楼的“逯记东坡肉”相媲美。师生吃得很开心,聊得更开心,直至深夜方归。

1月16日,东吴大学“尾牙”。所谓“尾牙”,即新年聚餐会。“东吴尾牙”,集“吃饭”、“娱乐”、“总结”为一体,突出娱乐,显现喜气,不啻为忙碌了一年的东吴人的嘉年华。吃得好,自然不用说,最令人难忘的是表演节目,都是东吴人的作品,其间穿插开奖,一步一步营造气氛,开大奖时,“尾牙”进入高潮,欢声笑语夹杂尖叫声,把个东吴地下餐厅掀翻了。节目也值得一提,平时文静的黄兆强院长,此时穿上演出服,载歌载舞,一首粤语歌曲唱罢,赢得了满场的喝彩声。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由政治系三位教授仿电视台“名嘴”演出的“东吴大闷锅”,其内容取材于校内外现实,针砭时弊,诙谐有趣,独具一格,获得了更热烈的掌声。

回想这几顿饭,当然“档次”有差距,意义也各异,然豪华渐淡化,丰盛成追忆,唯席间的种种人情最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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