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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作者:刘雅婷来源:《环球人物》2015年4月27日发布时间:2015-05-05

人物简介:

张维为,生于1957年,上海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著有《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思考中国三部曲”。

4月16日,在京城被沙尘暴席卷之前,张维为的航班落了地。这是本月他第二次来京,而在日程表上,周末还有一次。如此紧凑的安排,成了张维为近来的一个常态,因为不断有机构或高校邀请他来做演讲。

许多人认识张维为,是缘于他的演讲。两个月前,一段叫做《中国信心》的视频短片在自媒体上被疯狂转发。作为一位政治学者,张维为在短片中用自己的研究经历、有力的数据对比,告诉国人中国正在崛起。他最后的结论是7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张维为抛出的观点,好像一剂强心针,让许多人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不够自信?是不是真的被西方忽悠了?

从“最底层”到“最高层”

即便日程紧张,张维为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也没有显露出丝毫疲态,西装笔挺、笑容谦和。看到摄影记者准备拍照,他还特意问了一句,要不要扎上领带?

一开场,张维为就对记者说,问什么都可以,问题越尖锐越好。张维为自认是有这份自信的,因为他接触过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是“用脚底板走出来的学问”。

在张维为的经历中,有三个身份常被提及:工人、领导人高翻、学者。

张维为是上海人,家里兄弟姊妹6个,他是最小的一个。文革时期,哥哥姐姐都离家去了生产建设兵团,他受政策照顾留在了上海。17岁时,他招考进了上海雕刻二厂,做了一名技术工人。这段经历,让他在成为一名学者后,可以真正做到“接地气”。扫楼道的大妈、送快递的小伙、开出租的司机,都是他观察世界的切口。他知道如何用大众的语言,讲解深奥的政治问题。

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成了张维为人生的转折点。当工人时,他就喜欢英语,有空就跟着广播自学。1977年,他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在大学里,张维为是个不安分的学生。那时,学校还不允许修第二专业。他硬是说服系主任,去旁听了国际政治系的课程。1981年,张维为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他这个班是专门给联合国培养译员的。学成之后,他进了外交部,开始了和“最高层”接触的经历。

当时外交部条件不好,张维为没地方住。他拿着铺盖在办公室一住就是5年。

翻译室每周都有一两次业务和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主要是练习口译,常用领导人见外宾的谈话作为材料。政治学习一般都会先读一篇中央文件。读完后大家讨论,气氛相当民主,常有思想火花碰撞。

1983年,张维为开始有机会给领导人做翻译。他的上岗考试,是在时任副总理李鹏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的一次会谈上。翻译室领导听了他的口译后,点点头说,“小张可以了”。此后的几年间,他有很多机会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近距离接触。

邓小平的“中国模式”

张维为说,那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考虑问题会先从整个战略大格局出发,近10年、20年会不会爆发战争,脑子里一直绷着这根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爱用军事词汇。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杀出一条血路”。

不管是当翻译还是后来做学问,邓小平对张维为都有着重要影响。他的记忆里有两个第一次:1984年,国庆大阅兵,他在观礼台为外宾做翻译时,第一次远远望到了阅兵车上邓小平的身影;1985年8月28日,他第一次给邓小平当翻译。这次见面的细节,他都记了下来,后来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他写道: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没有架子的长者。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翻译室有个传统,大家会对领导人谈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和难点进行讨论。张维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邓小平讲的“中国模式”,是译成“the China model”还是“the Chinese model”,最后的共识是“the China model”更好些。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邓小平当时讲中国模式,意思很直白,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是对自己一套做法和思路的总结。现在习总书记也多次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他经常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连在一起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外交部期间,张维为去了近30个国家。他发现,实际看到的情景和以前间接了解到的并不完全一样。他打了个比方,“一对男女谈朋友,通3年信也不如见一次面管用。邓小平说得更形象,听过枪声的兵和没听过枪声的兵就是不一样。”

1988年,张维为被选中到联合国做译员。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角色。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考入日内瓦大学深造,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邓小平的思想,最后这篇论文成了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

此后20多年,他教书、做研究,把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模式,分析中国的成就、问题和未来中。在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后,张维为把对中国模式的思考写了下来,出版了《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思考中国三部曲”。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还被西方那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中国震撼、中国超越,这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最好缅怀。”

1985年8月28日,张维为(左二)第一次给邓小平当翻译。

我们为什么不自信

《环球人物》:您说自己是用脚底板做学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张维为:我去过100多个国家。当你有一定人生阅历和学问功底之后,去一个地方看一看,比不看要好得多。这种经历能给你自信。你可以看一看2011年我跟福山先生(美国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的辩论。当年3月埃及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当时,福山说中国也可能爆发类似的革命,我说不会。我为什么对自己的观点这么自信?因为我去过开罗4次,20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失业,能不造反吗?

《环球人物》:您说的5年和40年是用什么来衡量的?

张维为:这是比较直接的感觉。我觉得定量分析,有时反而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收集的数据不一定完整可靠。

但有些是最基本的,比方你坐出租车从机场到市区,看看车上有没有定价器,司机用不用,有没有敲诈行为。再从车上往外看,看这个国家的硬件设施,人的精神面貌。我去过苏联时期的爱沙尼亚,就没见到一点笑容。然后,你再去看看市场、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交通,还有治安状况。

《环球人物》:会参考哪些指标吗?

张维为:如果研究指标,最简单的就是看老百姓对政府满意不满意,对未来乐观还是悲观?我现在主要看3个民调:一个是美国皮尤中心的,它每年都在中国十几个省做;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台湾大学做的Asia Barometer的民调;还有是中国零点公司做的民调。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前途最乐观的、自信的。

我们不乐观、不自信的是哪些人?主要是一些媒体人和一些知识界的人。

《环球人物》:为什么这两类人最不自信?

张维为:过去10来年,西方话语对中国学界和媒体影响过大。另外,网络发展起来了,可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政府一些部门的自信和担当不够,也不怎么会发声,结果网上的舆论总是在否定中国的制度和成绩。我举个例子,2011年的动车事故,政府说什么都没人信,而当时的媒体几乎全面唱衰中国高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另外,西方的知识界、学术界,虽然会骂政府、骂总统,但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对制度是基本认同的。而我们很多媒体人和学者,心里还不认同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出什么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我是非常看好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最多再有10年,我们许多方面会明显超过美国。就拿百姓的财富来说,我们3亿人的发达板块已经比美国的中位水平高了,但很多人不敢相信,这是有根据的。上海多数出租车司机的财富都超过50%的美国人。

《环球人物》:可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并没有经济数据那么漂亮?

张维为:关于幸福感的问题,没有一个很权威的指标来衡量。我演讲的视频里,随机采访了上海的大妈和农民工,他们都说很幸福。另外幸福感也是相对的。美国中产阶级,过去20年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退休金跟10年前几乎一样,1200美金,1200美金在美国是没法生活的,而且退休要到67岁。而中国一直在进步,我看到的比较可靠的民调都表明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不低。

《环球人物》:您很喜欢用上海做样本,而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会不会也造成一种偏颇?

张维为:你讲的有些道理,但你是否注意到我是拿上海跟纽约比的。近3年我考察了四川、贵州、云南不少贫困县。四川贫困县的农民放到印度的话,大概多数都可以算中产阶级。因为中国进行过土地改革,农民有地有房子,解决了基本的吃穿问题,虽然现金没多少,但你得看综合指标。

《环球人物》:近几年中国移民人数明显增加,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张维为:从比例来看,我们的移民还是很少的。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过去3年我们每年的平均移民是19万。这是什么概念?波兰人口4000多万,去年移民就50万。

我接触很多移民,以加拿大移民为例,走之前他在国内可能是个处长、经理,社会地位都不低。但移民后,也就是到车行里做个销售。这个社会落差很大。还有一部分群体,即便移出去了,也只是出于种种原因要弄个身份,他们大部分的事业都在国内。真的把自己国内的企业卖掉,房子卖掉,再移民的非常少。而且所谓的身份现在也没什么用,美国都给中国人10年签证了,美国绿卡还有多大价值?

我不是说美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不错的,但是我们应该平视美国,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

《环球人物》:西方的一些学者,包括国内学者,很多并没您这么乐观。

张维为:你看这些学者,邓小平去世他们怎么预测的,苏联解体他们怎么预测的?他们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而我的预测几乎都是对的。这几年我就预测过:“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香港“占中”失败的概率是100%。我认为,西方总体走衰是一定的,如果你今天移民去美国,你去吧,我祝贺你!到15年后再看看,你说不定是世界最大的傻瓜之一。当然,我不能说我对未来的所有预测一定都准确,但是这20年的准确预测给我很大的自信心。

用西方的话语来讲中国,会越讲越不自信

《环球人物》:那在您看来,我们怎么能在国际上表达出中国人的自信?

张维为:我们可以学学普京,他就是跟美国辩论,找美国人来谈美国的问题。普京采取的就是积极防御战略。我们现在也要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权,要强势、全面、透彻、国际化。一旦有自己的话语自信,谈什么问题都可以,包括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如果只是用西方的话语来讲中国,就会越讲越不自信。

《环球人物》:您现在比较关注中国的什么问题?

张维为:我现在比较关注经济,现在经济转型到了关键处。反腐败问题过去也担心过,事实上,一个国家在高速发展的阶段腐败都有增加,没有例外。因为财富增加太快,国家治理腐败的能力跟不上,后来逐步跟上了,腐败就减少了。现在看政府治理腐败,已经产生了震撼的效果。

《环球人物》:您讲到中国人要自信时,引用了很多经济数据,那么在文化层面上呢,您认为我们怎么才能更自信呢?

张维为:要注重文化这一块,中国文化中有这个底蕴,要把它激发出来。没有一定的文化和精神支撑,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在文化和信仰的问题上,我们传承得不够。一个人如果真正学会了100个成语,就有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理念,如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等,我们要把这些都激发出来。

《环球人物》:也就是说让国人更爱我们的文化。

张维为:对。中国崛起后这个趋势已经出现,这是一步步来的。尽管我们老说现在国内社会问题多,但跟国际上比我们很多基本面是要肯定的:第一,中国人是最勤劳的;第二,中国人是积极向上的;第三,我们的文化是平和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犯罪率低。如果今天晚上北京、纽约、巴黎都停电了,北京肯定是安全的,巴黎犯罪率会比北京高一两倍,纽约恐怕要高三五倍。

采访结束时,已经比我们约定的时间超了半小时,张维为还要赶飞机回上海。临上车时,他特意停留了一下对记者说:“很多人跟我聊天后都感觉更加自信了,希望你也会。我是实事求是派,我相信自己对很多问题的判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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