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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科组合

作者:邹剑秋来源:《校史通讯》第94期发布时间:2013-12-31


当前高等教育形势

近十几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党的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得到了更好的落实,初步改变了过去人们普遍担心的“没有战略措施的战略重点”的状况。

那么,我们的改革工作是不是完善无缺了呢?当然不是。

(一)对于世纪之交全国范围进行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对高等学校进行合并的意义、必要性宣传不够,以致不少的同志到现在还持观望的态度;更有甚者,有的同志表面上拥护,而思想深处却在观望——也许有一天要走回头路,所谓“合久必分……”。这些同志主要是缺乏在新的条件下发扬优势,优势互补,更上一层楼的实践经验。对这些同志,在我们取得工作成绩以后,思想问题是会解决的。

(二)调整合并工程那么大,难免有些大学的合并不是很合理。只要看了合并名单就可以想象,是个别方案有“乱点鸳鸯谱”的情况,难怪一些行家想不通,不无怨言。

(三)综合大学一哄而起,有的大学甚至三改其名,弄得国内一些老教育家也不知道XX大学在何处!实事求是的说,如果由于正确的改革指导思想所驱使,规划着进行学科组合的大事,规划着文理工医农学科渗透,发展边缘学科的大事,或者是为了扩大学生知识面、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长远目标,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哄而上,到处都是“新型的综合大学”,这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些。搞得不好,会误人子弟的啊!严格的说,就是传统的北大和复旦等综合大学,在一些老一辈的大学问家相继离开我们以后,环顾左右,都有学科断档之忧,怎么能够不顾实际条件,挂一个牌子就上马呢?年轻学生好办,你给他什么就接受什么,像一个外文字母也不识的人进入外国餐馆一样,点菜嘛谈不上,送来的吃就是。但是我们成年的同志,还是要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事业保存一点面子才是。

面对教育事业大发展的形势,国家那么大,矛盾也不少,工作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实际状况,我认为: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大学,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合并以后,应当毫不迟疑地把领导精力转移到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上来。这里,提高教学质量是基础。因为很难设想,一所教学质量很差的大学,科学研究水平能上去。而教学质量高或低,首先反映在培养学生的素质上。要提高学生素质,核心问题是要进行学科组合。这是教学改革的核心,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学科组合

上面谈到,我认为在大学专业教育中切实进行学科组合,是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培养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必要途径,当然也是李岚清同志提出的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高等教育的改革与思考》,刊登在《上海高教研究》1989年第三期上),其中写道:在专业教育中,切实进行学科组合,提高教学水平,发展边缘学科。我们稍研究一下科学发展史可以知道,现在的学科分类(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我们以前的学者们经过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漫长岁月研究、探索、总结、归纳而逐步形成的。他们的工作,对于后来的人进行科学探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无疑是过去的科学家们的重大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科学事业发展的日新月异,又清楚地告诉我们,前人的研究、探索没有穷尽。化学里有物理学,生物学里有化学,经济科学里有政治学,社会学里有心理学,等等。这给我们提出了研究探索边缘学科的任务。再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要求我们提供各种人才,需要解决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培养人才的适应性。

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提过培养“多面手”的口号,似乎不确切,要求、措施也不落实,结果只是叫叫而已。

现在看来,培养学生在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本门学科(包括边缘学科)的最新发展,尽量扩大学生知识面是时代的要求。至于扩大哪些知识、组合哪些学科,这是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而且必须依靠学校教师干部来进行的。复旦大学在改革过程中,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毕业生跟踪调查(毕业生本人也参与调查),这对考虑新的学院、系科、专业以及各个专业的课程设置,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经验向教育部汇报过,得到赞同和支持。我们成立学院的目的,主要是充分发挥综合大学多学科的优势,进行学科组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并为发展边缘学科创造条件。当然对学校的事业规划、国际交流,也有它的积极作用。至于成立学院以后,这个学院、那个学院是不是严格按照这一要求努力开展工作,就决定于干部水平了。应当说,工作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学院(如复旦的管理学院)生机勃勃,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有些学院工作没有多大的进展,群众意见较大。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校长加强领导,切实贯彻岗位责任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来解决。如果大家认识一致的话,我看可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时,加上“引咎辞职”这一条,不能称职的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一定要等到任期满了再下来,以免贻误教育事业。

这些观点,现在看来更有现实意义,而且认识也更加深刻了。几年前,我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几位院长(郑绍濂、郑祖康、吴立鹏)共进晚餐,畅谈复旦管院的发展历程和展望未来。原院长(也是创始人)郑绍廉同志对我说:“现在我们学院的多项指标,在国内都是名列前茅的。……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每一个毕业生,他的专业水平都要比他(她)们的老师还要高。我同意这观点。并且认为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进行学科组合的结果。很显然,现在管院学生在校四年中,学习了数学、经济学(再加上各自专业的专业课程),当然还有外语(而且要求很高)、计算机,……等等。而他(她)们的老师呢,教数学的就是数学,教经济的就是经济,外文、计算机、统计,……等等,依此类推。现在的毕业生学的(掌握的)东西,当然比他的老师多得多。这就是现在意义上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一个1999年管理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名叫钟旻。她考上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在美国大学读财政金融硕士研究生,当她上了几个月课以后,打电话来说,几乎所有的教学内容,她在复旦都学过了,因此感觉很轻松,她完全有信心提前修完她的研究生课程。这是毫不奇怪的,我相信她能做到。

因此,现在当我们完成了众多大学的合并以后,迫切的任务就是发扬各个大学(特别是师资)的优势,进行学科组合,以造就青年学生们,我们有责任满足他(她)们对最新知识的追求。

当我们完成复旦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的合并以后(那是2000年5月),我曾和北京的领导同志通过信。我说:令我最欣赏的就是北大和北京医科大学以及复旦和上海医科大学的合并。这会给两个大学(新的北大、新的复旦)带来新的辉煌。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切实进行学科组合,同时在科学研究方面进行紧密的合作。因为在我过去的工作中,有过那么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六十年代初,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部里决定要恢复中国医科大学。而我们在议论中,对中国医科大学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把过去协和的传统延续下去。于是我会同高教部综合大学司的同志一道去找北大的领导并取得共识:先把中国医科大学的新同学在北大学习三年,打好基础然后再回医大读五年,一共是八年。我们把这设想向中宣部陆定一部长汇报时,他一口赞成。说:可以嘛,我们那么大的国家,搞他几个八年制有什么不好。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是从宏观的意义上进行了学科组合。八十年代初,当我从市里(高教局)回到复旦大学以后,我就和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骆德三(党委书记)、邱祥兴(教务长)讨论,很快的统一了认识,让二医的新同学先到复旦来打基础,三年级再回二医去,(以后其他医学院新生都来了)一直坚持多年。这是照搬了六十年代在北京的经验、做法,也是在宏观的意义上进行学科组合。

当然,这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事实上,只要指导思想有这认识,学科组合的方式、内容,那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我们的中国革命史专业,编、拍了那么多的有关影视片,为什么不能选出一部份来作教材?同样的,对于我们的国际政治系,选一些国际问题系列电视片,选一些来作教材,不也是很好的措施吗?至少作为选修课程是十分合适的(当然,不一定要考试,教育工作可以生动活泼一些)。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

(一)进行学科组合,对提高教学质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教学改革的核心。组合内容应当是因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而异。一般说来,应当包括几个方面:

1. 本门学科的最新成就(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世界水平);

2. 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和要求;

3. 任课教师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4. 根据对学生毕业后的追踪调查结果,决定还需要补充的知识(扩大知识面)。

(二)任何一个专业的科学组合,都必须在分管教学的系主任主持下,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积极性的情况下进行。这里教师是主体,但学生特别是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他们也应当有发言权。所以,这不是一桩简单的行政工作,而是一件推进学科建设的积极措施,是半点也马虎不得的,更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遗憾得很,到目前为止,这工作还没有引起高教界的重视。就复旦大学来说,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有些院、系、专业(特别是一些改革开放以来新办起来的专业)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子,并且取得了成绩。而有些院、系、专业的领导,却是无动于衷,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似的,反正任期满了下岗就是。这种精神状态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不相称的。

(三)学科组合是一个学科建设全过程的一项重要措施,不是进行一阵子就大功告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现代化)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这些都需要提到教育家们在学科组合中来认真考虑并见诸行动的。


教育改革,高质量的师资是关键

千言万语,改革工作没有高质量的教师积极投入,一切都是空的。空谈多误国,实践出真知。这对各条战线正在奋战的同志们都是适用的。“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我国社会代代相传、适用于各行各业,尽人皆知的至理名言。当然对我们高教战线来说,更是如此。要搞学科组合要提高教学质量,没有大批出类拔萃的教师队伍不行。我国现在的大学,由于事业发展很快,各方面的工作都有跟不上形势的情况,对师资的需求也存在这个不足。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些。我们大学的教师队伍,应当说绝大多数还是任劳任怨的,他(她)们不愧为“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随着全社会对“科教兴国”战略措施的认同,教师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也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不良影响,加之行政领导部门过紧地让物质待遇与职称挂钩,于是教授这个光荣的职称,也在日渐贬值。在社会上,从来没有与大学(甚至中专)教学发生过关系的,也在名片印上教授(或相当教授)的称谓;在大学里,一些已经调离学校的干部也要求给他教授的职称;有些同志,在他原来工作的岗位上,表现不差的,当他们办退休手续的时候,也要求给他一个教授(或研究员——待遇相当于教授)的称号。这是令人十分焦虑的。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状况,前些年我曾“请教”过主持这件工作的负责人:“某某、某某人,你为什么给他们教授?”回答说:“哎呀!一次性嘛!”我不客气地批评他:“什么一次性、两次性的,败坏了我们学校的声誉”。

为了办好我们的大学,为了对得起我们下一代,更为了我们国家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是为了我们祖国的荣誉,我建议现在岗位上的领导同志们,一定要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可观的、业务上过得硬的大学教师队伍,以适应当前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事业。办法有三:

(一)从毕业生中物色最优秀的人留下来当教师,并给他们创造适于健康成长的气氛(包括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复旦大学现在的好多骨干教授,是在八十年代毕业生中留下的一、二、三名。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认为“近亲繁殖”不好,还是要外校的。我说,要分析。我在岗位上的时候,曾经接受过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说是来当教师的。打开档案资料一看,成绩单上至少有五个“红灯笼”,真是开我的大玩笑!我毫不迟疑地要人事部门“退回”。最后,由于该生苦苦哀求“无论如何不要把我退回去”,而另行处理。)

(二)切实整理一下教授、副教授的队伍。有三种人给他们减负(名不副实的人,精神负担太重了,要爱护他们):一种是从来不上课或从来没上过课的人;一种是,在上课但学生不肯听而往其他教师讲堂跑,而令其精神痛苦的人,还有一种是靠“剪刀加浆糊”剪剪贴贴,出版了些“著作”,骗取了选票的人。

(三)广泛征聘社会上有真才实学的人,以充实大学的教师队伍。吸引人到学校里来,和留得住人一样,这是需要有政治家、教育家的宽广胸怀的。有的人流落在社会上,但他确有真才实学,有专长,我们要有“三顾茅庐”的教育家精神,请到大学来上课或带研究生。切不可以“教育官”的态度只看他们符合或不符合这一条或哪一条清规戒律,把他们拒之门外,让党的事业造成损失。需知,“教育家”与“教育官”是完全不同素质的两种人,我希望我们教育界的同志,都要争当“教育家”而不要做一个只会“等因奉此”的“教育官”。说到“教育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而“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也是不少的,只是我们平时宣传不够而已。远的如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近的如复旦大学的陈望道,南京大学(以后到了人民大学)的郭影秋、浙江大学的竺可桢。他们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令人永远怀念。当然,还有更多健在的教育界的前辈们,也是数不胜数,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教育部召集三十六所大学校院长在武汉开会,讨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送审二稿),会后,三十六所校院长六十二人,联名写信给小平、耀邦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其中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是教育。”而我们搞教育工作的同志都应当心里明白:这基础的基础,就是师资队伍。

这个六十二名校院长的上书,实的部分现在看来大部分都实现了,更多的主张(虚的部分)的实现看来还要继续努力。

(作者系我校前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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