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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新三级的开门办学—— 记罗店往事

作者:吴明先来源:《校史通讯》第89期发布时间:2013-07-11

看了今年4月30日《校史通讯》发表的汪一飞校友《大跃进年代的下乡日记》选登,使我也想起了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们到罗店“开门办学”的情况。

汪一飞他们是1957年一进新闻系就去农村劳动锻炼的。当时,我们是新闻系二年级学生。汪一飞他们去农村劳动的时候,我们正在复旦校园里经历着一场进入大学以后第一场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在我们百来人的年级中,竟“抓”出了6个“右派”, 超过了毛泽东主席说的5%。

1958年中秋节,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我们1955级新闻系百名学生,由几位老师带队来到了上海市宝山县(现为宝山区)罗店公社“开门办学”。

所谓“开门办学”,说穿了就是要我们学生到农村的公社化、“大跃进”中去接受教育。

那时的农村不仅公社化,而且编制形式也“军事化”了。没有了原来的村、生产队,而改叫为“营”、“连”、“ 排”等。我们的同学分班被安插到这个公社的几个“连”,每班又分几个组到“排”。学生借农民的房子集中住宿,在公共食堂吃饭。

住宿安排甫定,我们便投入到农村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去了:参加人海战术的大田劳动,挑灯夜战的烧土深翻,……;有的同学还参加办公共食堂,画“大跃进”宣传画,编民歌,写大标语……总之,要鼓足干劲“全面跃进”。

大家都叫我“阿明”

劳动虽然那么高强度,但人们生活中的情趣并没有消失。时间长了,同学对女社员“阿婶”、“阿姨”到处叫,学生与社员也拉起了家常。我所在排,男女老幼都亲切地叫我“阿明”。

对这里的农民,我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我的故乡与这里相隔不到10公里。我们语言相同,生活习惯一样,所以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按当地人的习惯,把熟人叫“阿”啥“阿”啥的,把我叫“阿明”。那时候我年纪轻,身体也好,手脚麻利,劳动之余只要东家叫:阿明,来帮我做这个;西家叫:阿明,来帮我做那个,我都乐意去做那些举手之劳的事。很快我与他们打成了一片。

有一位女社员像大姐姐一样,对我比较关心,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姓名,叫吴娟娟,与我同姓。她劳动很出色,是我参与劳动的组长。她五官端正,由于长期在大田劳作,皮肤较黑,但黑里带俏。她快30岁了,还未嫁。为什么呢?她告诉我,要照顾正在读大学的弟弟。她父母早亡,由她一路带大了弟弟,姐弟俩相依为命。她怕结婚了,没有像单身对弟弟照顾得那么好。她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了。她说,见到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弟弟来。她还说,对我们好一点,希望她弟弟如果以后在外参加劳动,也会有人对她弟弟好一点。她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大姐姐。她心地的善良,在我们劳动所在的连、排是出名的。可见不管社会一时会有多么疯狂和荒唐,人们善良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

踩自行车的人

我们在罗店没有设“三同户”(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每个同学有个“联系户”,以深入了解农村,了解农民。

我的联系户是贫农成份。当家人虽然是农民,但不下田,他主要在罗店镇汽车站外边踩自行车搭客,作为他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自行车搭客也不容易。走这条门路的人不少,有镇上失业的贫民,有失地的贫农(农村合作化以后,农民便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公社化以后,连自留地也取消了),在镇汽车站周围聚集了一批踩自行车搭客者。“僧多粥少”,平均每个踩自行车搭客的人,赚不了几个钱。何况都是跑短途的,长途的都乘汽车走了。但踩自行车搭客肯定比耕地收入好。

我这个联系户的当家人(户主),本来是不会踩自行车的,当初有5个小孩,孩子都小着哩,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天夜里,孩子们都睡着了,夫妇俩在商量着今后的生计。男人说:“我也去汽车站踩自行车搭客。”女人说:“哪来自行车?”男人望着正睡在老婆怀里最小的儿子。老婆急了:“你想把他卖了?”老公沉默一会儿,说:“有了钱,才能买自行车。否则,连这最小的孩子都活不下去。”他们家的自行车,就是这么来的。

有了自行车,这位能扶犁耙地的壮年农民,却不会踩自行车。后来学会了,却没有人敢搭他的车,因为他搭人技术不行。于是,由他老婆来陪练当客人,在车的后座上跳上跳下。夫妇俩不知摔了多少次跤,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这位农民终于成了一个熟练的踩自行车搭客的人。

那个时候,老师刚好布置作业,要大家每人写一篇来农村以后的文章,我就把联系户家的这个故事,拟了《踩自行车的人》这个题目交了上去。这个题目,是我在复旦登辉堂(现叫“相辉堂”)看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套上去的。那部意大利电影非常感人。

不料,过几天,老师在作业讲评会上,颇有倾向性地把我的这篇作业全文读了出来,要大家评讲。于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我的那篇文章“情调不对头”啦,“小资产阶级感情”啦,“我们来农村就是要接受改造的”啦……好像变成了对我的一个小小的“批判会”。 我不怪同学,全国就是这样的氛围,而且由来已久。

连谷种都吃了

我小时候受过一次严重的腿伤,曾休学半年。在罗店可能一下子劳动强度太大了,我的腿伤又复发了。不能下田劳动,便安排我管排里的种子仓库,兼清早6点钟吹哨叫醒大家起床。当时,劳动分三段时间:清早、上午和下午。清早从6点半钟劳动到8点钟,8点后才去公共食堂吃早饭。吹哨起床也是农村“军事化”的一种表现。

那时候,已入冬,路上行人稀少,我每天迎着晨曦,踏着白霜,过桥穿巷地吹哨。社员出勤了,我就到仓库上班,生活倒蛮有规律。记得在一次同学的会上,我还朗读了自己写的晨起吹哨的一首短诗,博得了大家的掌声。全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末的两句:“……板桥人迹,愿做报晓鸡”。这是我“偷”唐朝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得来的。

排里的公共食堂,开始的时候,社员都集中在这里一起吃饭,饭随便吃,浪费大,后来改为社员打饭回家吃。打饭回家的饭量尺度是比较宽的。因为当年毛泽东主席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可是,社员“放开肚皮吃饱饭”,不到半年工夫,我们排里的粮食就捉襟见肘了。突然有一天,有人拿了排长阿祥的条子来仓库取粮食。我不给,说“这是明年的谷种呀!”我一定要见了阿祥排长的面,问清楚才发。后来,阿祥来了,说:“食堂快没有米了,给吧。”此后,食堂就一直来仓库取谷种碾米做饭。

不久,我们“开门办学” 结束,大家离开罗店,返回学校。

我虽离开了罗店,但心还挂着罗店:来年,他们拿什么来播种啊,今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呀?(作者系新闻系1955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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