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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复旦

作者:胡凤章来源:《校史通讯》第89期发布时间:2013-07-11

今年是我进入复旦大学五十二周年。想当年,我是十八岁的少女,风华正茂,如今年近古稀。我无论走到哪里,复旦的精神,上进求实,不拘名利,永远铭记在心。我忘不了复旦给予我良好的教育,它包括知识的传递,人格的培养。它都是通过老师给予我的,它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进校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学校也很重视基础教育,运动较少。我们历史系一些虽然脱帽,仍属另类的“右派”先生重新走上讲台为我们上课。印象最深的王造时先生,白白胖胖,年近花甲,穿西服(当然不是现在的西装革履,系上领带的那种正装),偶尔还带上黑洋伞,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笑呼呼的给我们上《世界近代史》,讲法国大革命,犹如三级会议的代表,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对王先生我是很敬佩的,他是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一起抗日反蒋,被关在苏州监狱,后来在宋庆龄先生的关注下被释放。王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爱国,一生正直,不求官,做学问,但是1957年他却成了大右派。他给我们上课时,精神抖擞,有声有色,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政治上遭受蒙难,家庭也受到磨难。他的子女夫人听说有精神病,虽然是教授工资也入不敷出。我们这些学生根本看不出他在人间受到的痛苦,他上课完全是律师、学者的派头,他的教学态度,完全是出于对教学、对青年的热爱。1987年,我在高校任教时加入民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先辈的影响(爱国和有事业心)。

在复旦这几年,我聆听了几位掷地有声的教授们的课,在专业知识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蔡尚思先生给我们上思想史课。众所周知,蔡老是梁启超先生的弟子,也是学问家。他一口福建官话,讲得精彩之时还手舞足蹈,声音洪亮,很受我们欢迎。还有周谷城先生给我们上《世界文化史》,他讲一口难懂的湖南话(想不到以后我在湖南工作了近三十年),那时周先生有眼疾,平时戴墨镜,上课时眼镜不带,眯起来,嘴巴噘着,非常敬业。田汝康教授是华侨,一副洋派,戴着灰色的贝雷帽。程博洪先生(程潜之子)教我们拉丁美洲史。

当时最受我们欢迎的,又是我们最崇拜的是青年教师金冲及先生。他那时很年轻,他给我们上《中国近代史》课。上课严谨、深刻、口才又好,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他既有学问又有革命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讲,我们是他的粉丝。因为他住校外,我们四五年级时,他又调到市委,接触不多。但我们思念着他。尤其是“文革”中,有不少他的流言,我们为他担忧。直到80年代后,在北京的校友带来他的消息,他又复出。我们喜出望外。近年来,在《文汇读书周报》看到他本人的照片,以及著书立传,与逄先知先生一起写了经典、权威版的《毛泽东传》,听说还将出版近代史的著作,更为他高兴。金先生耄耋之年,老当益壮,为历史学界做出巨大的贡献,是复旦人的骄傲,他是我一生的老师,恭祝他健康长寿。

1964年以后,运动不断涌来,我们文科生首当其冲到社会上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本身我们不谈,但是复旦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给我们年轻学生,尤其是给我们生在城市里、从未下过乡的学生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我们在运动中也学到看到老师的优秀人格和品质。特别要提的就是蔡尚思先生。蔡先生当时年届花甲,他积极主动要求去参加运动。估计复旦教师队伍中,他是资格最老的教授。他倒不是去搞人家的,他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世界观。那时农村条件艰苦,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他跟我们年轻人一样辅导农村小青年学毛泽东选集。那时我们在奉贤头桥。他年老我体弱,学校安排我们住在镇上,离公社很近。有一次,一个生产队失火,而且又是晚上,在乡里,有几里路远。我们闻讯赶去救火,提着水桶一路小跑,走的是田埂路,两边还有庄稼。后来发现蔡先生也在后面,大家劝他不要去,他仍坚持到火场,用水桶传递救火。当时已是深秋兼黑夜,蔡先生又是深度近视,年纪又大,亲赴现场救火,我们十分感动。这件事已过去半个世纪,我仍记得,就像在昨天。运动结束,蔡先生讲他已经六十岁了,以后这样的机会不大会有了,建议我们几个师生在农村合影,当时还有邓廷爵先生、汪槐龄先生以及我的同班同学。合影后,蔡先生出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1978年考研时,我给蔡先生去信咨询,尽管他年事已高教学繁忙,还是给我回信予以指导。我十分感谢。因为我在外地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再去拜访这位年逾一个世纪的老人,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几十年的外地生活,但复旦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殿堂。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1961-1967年),1984年又回来进修,那里有我的青春年华,小桥流水留下我的晨读,老教学大楼1237教室留下我无数次考试的情景,第十宿舍十号楼留下我们女同学的嬉闹声。这一切的一切,直至七旬年华的我还咀嚼得津津有味。

我和我的先生梁华忠都是复旦人,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转战南北,最后在湖南衡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他教中国古代史,后来专注历史地理,我任世界近代史。我们常谈起我们的老师,甚至刻意模仿他们的教学风范,虽然没有他们的学识境界,但是我们兢兢业业,努力发奋,在教学中承蒙学生厚爱,口碑良好,在为人方面宁泊、淡定、平易近人,最主要的正直,获得大家的好评。尤其我的先生为追回失去的十年(文革十年远离专业,在支内二厂当秘书,本来他也有美好的前程。他曾在《文汇报》当过记者,“七·二一”指示后下放工厂,因为我们夫妻分居又参加支内建设到湖南)呕心沥血搞学问,成果硕累,最后以生命为代价,倒在副教授的岗位上,至今已有22年。尽管这样,但他却无怨无悔,他常说生命不息、耕耘不止。我本人性格淡定,复旦培养了我一生孜孜不倦的求知欲,退休前也是副教授职称。现在落叶归根回上海,两个女儿超超、越越人近中年,事业有成,我们也很欣慰。回沪后,也一直想走出国门,看看书本上的地方,学世界史没有看到真实的世界实在遗憾。故这几年到日本、法国、奥地利的维也纳,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以及瑞士、梵蒂冈等旅游。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感慨很多。我晚年生活得益于改革开放,回故里定居,得益于求知欲,活到老学到老,看书看报看电视。我生活的圈子也很多,有各阶段的同学、同事、好友。七十岁以后,走不动了,就学电脑、看名著,生活也很充实。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恩我的母校——复旦,我感激复旦。

(作者系历史系1961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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