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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系的回忆与思考

作者:胡景钟来源:《校史通讯》第89期发布时间:2013-07-11

一、值得回忆的三件事

作为哲学系老人,应该把值得让后辈知道的事写下来,作为经验教训来吸取,我趁自己记忆和健康尚好,把哲学系上个世纪60年代不大不小的三件事纪录在下面,不一定完全准确,作为院(系)史料参考吧!

形式逻辑管不管内容?

60年代我系沈秉元老师曾与历史系周谷城教授,就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开展了一场辩论,历一年有余。写出文章好几篇,登载在《哲学研究》(北京)和《学术月刊》(上海)上。辩论的焦点是形式逻辑管不管内容,也就是是否揭示事物的真假。沈老师认为“管”,而周谷老则认为不能管,管不了。周还用一个形式逻辑推理的例子来反驳沈。凡人有死(大前题 ),沈是人(小前题);沈有死(结论)。这个例子有点刻薄。但的确说明形式逻辑的推理虽然是正确的,但不管内容的真假,因沈没有死。据《哲学研究》编辑部透露,这场辩论,毛泽东同志也知道,并表态,说周谷老观点是对,沈老师观点不对。事已过半世纪,周谷老与沈老师也已作古,但这事记录下录还是有点意义的吧!

从感性到悟性再到理性

约在1957年上半年,我系教师冯增信,对《实践论》提出商榷,认为人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表述,是不够准确、完整,应该是“从感性到悟性,再从悟性到理性”。

冯的商榷言论被当时哲学研究班的同学(其中有李某等人)听到,随即反映到党委有关部门,其后大概又反映到市委领导部门,并报给中央有关部门。冯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送新疆劳改。

到1958年,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胡绳(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任主任、《红旗》副总编),因公南来上海,曾顺便问及胡曲园老,“冯被划为右派是否因对《实践论》进行商榷”。胡回答,可能还有其它原因吧!胡绳问胡曲老的意思大概是仅凭商榷,并不构成被划为右派的“罪行”。从此事可见反右时,中央一些同志对“因言获罪”,还是认为应非常谨慎的。但回顾往昔,运动开展,往往是越反越“左”,特别有片面性的同志更易犯此毛病,教训深刻呵!

差异、矛盾和冲突

1960年前后,我系薛维新老师写了一本论著,书名题为《差异、矛盾、冲突》大概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发行后有一定影响。该书的全部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主要思想还记得一点,这就是“差异”与“矛盾”、“冲突”不同,“差异”这一范畴的内涵,并不揭示对立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当时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机判修正主义运动,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批“时代精神汇合论”、批“人性论”、批“三和一少”投降论等等,薛一书的观点也被认为与《矛盾论》相对立,曾遭到质疑和“反驳”因而薛被认为思想观点有问题,甚至被认为是否适合当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他当时要求入党,也因此被搁置。虽然那时也提出过“双百方针”,但在政治气候是阶级斗争为纲,学术领域要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允许研究和讨论的。古人云:真金不怕红炉火,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说过;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些最基本的道理,都被人们遗忘了。

二、对集中留人现象的思考

我从哲学系工作岗位退下来离休以后,有一个在工作时注意的“现象”,一直在我脑中继续思考着。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哲学系办学近60年了,但毕业生留下的却只有三届比较集中,即1961届,1975届和1981届。(当然也有两届也多些,这就是62届,82届)而且这三届毕业生留到哲学系工作后,都成为系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在哲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1961届共留了13人(李定生、金顺尧、虞伟人、余沅培、孙励、朱雨亭、叶宣、周诗裳、周鼎坤、张德喜、黄海泉、胡哨、李继宗),占全班毕业生人数的21%。1975届共留了5人(陈学明,黄德良,纪如曼、吴凤娟、郭才伯),占全班毕业生8%。1981届共留了9人(吴晓明、陶黎明、王雷泉、庄国雄、孙翠宝、邱柏生、俞吾金、范伟达、袁惠松)占全班毕业生15%。至于62届、82届则分别留了6人(林永民、黄颂杰、颜广林、黄拨泉、林进城、姚介厚)占全班8%,5人(王德峰、忻剑飞、张乐天、殷晓蓉、仇培民)占全班7%。

为何这几届毕业生留得比较多,而且后来对哲学系和其它部门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呢?我初步考虑大概有三个原因:

首先,当时政治大环境宽松,促使较多青年(其中有在职的和在校的)报考大学。1956年是结束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重视知识分子的气氛很浓厚,1971年虽然在“文革”期间,但已经敢于拿起书本了;1977年“文革”结束,国家决定恢复高考,“读书无用论”当然被鄙弃,代之以“向往大学”。这三个年代都为有志读书成才的青年和同学踊跃报考大学,创造了良好大环境。这是我们哲学系在这三个年代中生源特别多的重要原因。生源多了,学生质量高了,毕业时留校的人自然也多了。

其次,学生的来源不仅是“调干生”,这是其它年代所没有的;其它年代生源绝大多数都是高中刚毕业的同学。两部分来源不同的同学在一起学习是有很大好处。调干生有较丰富的工作、生活经验,对现实,社会有更多了解,从而对书本知识的源头有更多体会,理论联系实际,做得更好些,而“高中生”记忆力强,书本知识相对也较多,外语水平也较高,在理论探讨上能举一反三,寻根究底。两部同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于成才,大有好处。

第三,这几个年代都是我们哲学系办学过程一个新阶段的开始,1956年当然是建系之初的全新开始,1971年是“工农兵学员进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同学进校。由于是新的开始,系里的各项工作都准备得比较充分。师资安排,教材的提供,参考书的供应,设备的维修都做得比较周到,其中特别是教师的备课时间也是相当充裕。这就保证这三届同学的学习效果也就比较理想。以上三个原因当中,我认为最重要是第一个原因,没有良好的大环境,没有宽松的气氛,一个学校,一个系是难以办得安心,办出水平的,特别像我们哲学系这样性质的专业,更需要宽容的环境和宽松的气氛。(作者为哲学系离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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