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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诚英:我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

作者:王华良来源:《校史通讯》第84期发布时间:2012-12-27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复旦大学有农学院。在农艺系里,有位研究遗传育种的教授曹诚英,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个女教授。她的一生既有光辉的奋斗,又有刻骨铭心的苦恋。从她的生平,可以看到我国一代知识女性的艰辛命运。

1951年,我有幸认识了曹先生。那时,思想改造运动刚刚开始,我作为农学院思想改造工作组的组员,经常参加农艺系的小组学习,所以很快就认识了曹先生。当时我只有19岁,是刚刚离开中学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留校工作的小青年,随李正文、王零等一批南下干部到复旦,没有多久就被派到了农学院。大学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既陌生又新鲜的事。至于教授,在我脑子里更有一种神秘而崇高的形象。随着学习的深入发展,不断领会领导指示,不时听到许多教授联系思想作各种自我检查,我开始知道,大学教授也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但是,对曹诚英教授,我却一见面就感到她满脸慈祥,是个大好人。她一头白发,配上一副无框的眼镜,很像当时十分流行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主角。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华尔华拉吗!”后来听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代表说没有一个不夸曹老师对学生和年轻人慈祥和蔼、热诚关怀,经常给予各种帮助。我就更加尊敬曹先生了。

在一次交流思想检查的小组会上,曹先生检查了自己长期存在的消极悲观甚至厌世的人生态度。她谈到曾经有过吞金自杀的经历。那是她经常经历的又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在辗转反侧回顾自己各种遭遇和挫折的煎熬中,她决心离开已经无可留恋的生活,就摘下脖子上的金项链,吞进了自己的喉咙。突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惊醒了她的理智,唤醒她想到生命的可贵和自己的社会责任。于是她又流着眼泪,一点点把金项链从喉咙里抽了出来。这样的好人会有那样的事情,我很震惊,所以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就是在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曹先生有了特别的心情,觉得她是心地善良,应当受到关爱和尊敬的人。记得就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还把曹先生的情况和我对她的一些看法向领导写过一个汇报,并受到了李正文同志的重视和赞许。

但是,由于我的幼稚和浅薄,在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农学院被调整到沈阳以后,我对曹先生的了解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日益远离而疏远。现在回想起这么长时间里,我竟没有主动和她继续保持联系,总觉得非常遗憾和歉疚!

近些年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胡适红颜知己的曹诚英,她的生平和为人,也不断成为报刊和网络上出现的热门话题。读了许多文章,我顿时想起了50多年前的往事,心情相当激动。原来,曹诚英教授不但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农学家、好教授,还是一位很有国学根底的诗人、才女;于是,我就想到要把比较完整的曹诚英形象介绍出来,让更多人认识曹诚英这位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知识女性,同时也借此表达我对曹诚英教授的追思和怀念。

真诚献身农学的女科学家

曹先生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一个富裕的徽商家庭。五岁开始上私塾,读经籍,从小偏爱文学。天性近文的她偏偏会选择农学作为终身职业,很能说明她独特的个性,而她对农学的挚着和献身,更说明她完全是一个旧世纪里火一样的新女性。

刘艳在《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一文中告诉我们,1919年曹诚英进入师范学校读书时,本意是想做一名小学教师的。但现实却使生性清高,崇尚独立的她萌生了“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拜土”的学农念头,幻想着自耕其食,不求闻达。当时,女子读书的少,学农的更屈指可数。曹诚英所在的班上,仅她一个女生。班上同学最初都怀疑她是否能读完这个专业。但不久,他们便知道这个女生从不以大家闺秀自居。水稻插秧实习时,男生光脚下田,她也毫不迟疑地脱下丝袜皮鞋下到田中插秧,令全班同学敬佩不已。1931年曹诚英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不久,她的毕业论文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的一家农业杂志上,这便有了她后来的美国留学之行。曹诚英感到,农业要想以高产来解决人们吃饭问题,首先必须要有好的品种。于是,她选定了遗传育种作为自己的攻读方向。1937年,曹诚英带着美国康乃尔大学遗传育种硕士学位回国。同年在安徽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成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曹诚英当了教授以后,更是全身心献身农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周久钊在回忆中指出,她“把全部精力用于教学工作。她学术高深,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学生们欢迎。”“因身体衰弱,是唯一有时坐着给学生们讲课的老教授,即使她已无力气把一句话完整讲出来,必须分两段说明,在此情况下,她仍然坚持把课讲完;就在她不能到教室上课时,也要把学生请到家里去讲,十分让人敬佩。”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期间,82岁的1947级校友钟孝谨,说起六十年前住康复楼期间受到曹老师慈母般关爱的往事,不禁潸然泪下。又一位校友说,“1952年隆冬,我读沈农大三时,在中国医科大学医院做外科手术发生重大意外。曹老师不顾体弱,冒着零下二三十度严寒,特地到医院探望。不料当日病房因故不让接见。曹老师无奈之下,只好留下两听玻璃瓶装的克宁全脂奶粉和十个很大很大的橙子(这对曹老师来说,分量真够重的了)以及数行情真意切、令我毕生难忘的文字:‘你在病中定会想念母亲。你有什么要母亲做的事,就让我来给你做吧。’我出院返校后,曹老师为了让我早日康复,少耽误功课,再三要我住到她家中调养,我婉却了。数月之后,她让人买了一只哨子,亲手系上红带给了我,嘱我‘不要急于打篮球,顶多只能吹吹哨子,当当裁判’。这种兼含母爱的师生情,时过五十五年,至今清晰如昨,我将永远铭感不忘。”

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被调整到了沈阳农学院。曹诚英先生身体很不好,本来是完全可以申请照顾,不去寒冷的东北。但是,凭着对农学的深情,本着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她还是坚决响应号召,愉快地和大家一起奔赴沈阳,开始了她全新而艰难的北方生活。但是,在新成立的沈阳农学院里,曹诚英却迎来了她事业的春天。她说过,自己“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理想的事业”。在她身边始终有一些很关心她、帮助她的朋友,特别是1949年以后留校做了教师的几位学生,如亲生儿女一般照顾她,有点好吃的,总是设法给她送一些来;有点什么好消息也要赶紧告诉她。这给了孤寂的曹诚英以很大的欣慰。1962年曹诚英60岁生日时,几位长期照顾她的青年教师精心制作了一块寿匾挂在曹诚英房里的墙上,点着蜡烛,每个人手捧礼物,从楼下到楼上,按顺序送上。张克威院长亲自祝酒,并特意请人照相留念。在这浓浓的深情和爱意里,曹诚英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隆重的生日。

在农学科学研究上,作为遗传学权威摩尔根的高足,曹先生无论在复旦还是在沈阳,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实际应用摩尔根遗传学。在复旦时,科研条件很差,曹诚英便在宿舍楼前园地开辟出两平方米大的试验田。身体经不起长时间蹲在地里,就带一个小凳子坐着做试验。因此关于马铃薯品种的遗传育种研究,她在复旦时就经常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 到沈阳后,她终于取得了卓越成绩,培育出了为东北地区广为种植的高产马铃薯,并著有《马铃薯遗传工程学》一书。1950年春,复旦邀请苏联米丘林遗传学派的年轻博士努日金来做学术报告,全盘否定摩尔根学说并乱扣“唯心主义”帽子。曹教授听了非常生气,在座谈时就“性别决定论”这一摩尔根早年从事的重要研究并成功作出定论的问题,当面质问努日金,使他无言以对。当时社会上已萌发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苗头。曹先生照样提问辩论,语惊四座,是要有很大勇气的。1952年到沈阳农学院后,米丘林遗传学几乎成了占有压倒优势的学派,曹先生却去担任学校成立的沈农摩尔根遗传学会的副会长。

才华出众的江南才女

像很多人一样,我不知道也不曾想到,曹诚英先生竟是一个写得一手好诗词的女才女。曹诚英从小生活困苦,她父亲曹云斋有这个女儿的时候已经70岁,到女儿两岁时就去世。因此婴幼时她只能在外婆家乡奶娘家生活,虽然备受外婆、奶娘两家宠爱,养成她一副叛逆的追求自我的性格。却“经常受威严申斥、冷淡、讽刺”。只有当7里外余村的著名诗人汪静之来到时,才给童年带来一丝阳光。也许,她对诗词的爱好和造诣也与此有关。早在1921年在杭州读书时,十六岁的曹诚英就参加了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写了许多诗词,并在《妇女月刊》上发表。汪静之称曹诚英为“绩溪才女”,说她的聪明才智远在他本人之上。还有论者认为,曹诚英的诗词继承了婉约派的传统,堪与历代名家传世杰作媲美。汪静之也是绩溪人,和曹诚英原是青梅竹马的知音。汪先生的夫人符菉漪女士是曹先生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挚友,曹先生又是他俩婚姻的介绍人,三人终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37年,曹诚英曾经把自己的大量文稿、日记、信件和纪念品汇集在一起保存。到“文革”期间,又将这些私人资料委托汪静之先生收藏,并切嘱只限汪氏夫妇二人可看,待她死后“必须”全部烧掉。曹先生去世后,汪先生几经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执行了曹先生的遗嘱,忍痛将其文稿焚毁,只摘抄了少量片断保存下来。其中 曹先生为纪念与胡适相恋二十周年而作的《虞美人•答汝华》(1943.6.19蓝楼),情真意切,凄美动人,很可代表曹先生的诗词水平:“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见说他听。   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1951年学校里广泛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曹诚英教授热情地参加了农艺系欢送参干同学的大会并当场朗诵了自己的祝贺诗《定风波》:“放下锄头拍拍灰,昂昂走向建军台,热血金汤坚国土,不负,家庭学校好栽培。   众志成城今势定,何愁丑虏跳梁来,指日管教侵略者,瓦解,全民同饮合欢杯。” 

有感于自己受到的关心与爱护,1959年国庆节前夕,曹诚英在《沈阳农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家庭乐不胜》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抚今追昔,作《减字木兰花》以抒情怀:“老来可喜,往日穷愁如梦里。历尽凄凉,回首当年泪夺眶。    翻天覆地,党爱人民无巨细。忘却孤零,革命家庭乐不胜。”

从这些劫后余存的残篇中,我们完全能看到曹先生高超的文学素养和古诗词造诣。

凄苦的晚年生活

令人难以想象又无比感慨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其晚年生活竟是无比的凄苦。

1969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把沈阳农学院一分为五,教师们开始向一个个山沟流落,很难再对她问寒问暖了。哥哥曹诚克此时也瘫在床上,满腹忧愁的曹诚英只有返回故乡,落户绩溪山城。本来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结果却一一落空。正如她写的《临江仙》:“老病孤身何所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徒夸平生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靠,音信且疏稀。”

很明显,曹先生晚年生活的凄苦,首先是因为文革中受到迫害。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诬为反革命“大家庭”、“裴多菲俱乐部”的“黑家长”。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四次抄了曹诚英的家,她的金项链金戒指等被作为“四旧”拿走从此再没归还。最令她悲愤的是,存留多年的诗、信、日记、诗词草稿、相册和记载一生往事的两个本子,被红卫兵装在一个帆布袋中拿走并从此没有踪迹。

曹诚英在老家旺川村有三幢祖屋,土改时,因家庭成份定为工商业兼地主而被分掉了两幢,另一幢留给了曹诚克的原配妻子住,但后来,这幢房子却被村里占用。1969年,她从沈阳刚到杭州时,听说家乡发生大洪灾,人未安顿,就马上邮汇1800元钱支援家乡抗灾。她深深眷恋着这块土地。这次回乡就是想在这里平平安安地了却余生。但当时的县革委会认为这个人来历不明,不予安排。幸亏几个远房亲属不怕压力,帮助曹诚英在县城里租了一所房子,又帮她请了保姆照顾她的日常起居,并几次与沈阳农学院在沈阳的留守处联系,转来了曹诚英的工资和粮食关系,才让曹诚英能够在这里生活下去。但是,绩溪那时非常贫困,曹诚英住的房屋没有电灯,只有一张旧床,一个书架,一个床头柜,两把破椅子,当时领50%的退休金,约120多元。她还把这钱分做三份,一份伙食费,一份给保姆,一份存起来。就是从存下来的这部分钱里,曹诚英拿出1000元帮村里买了一台碾米机,这是村里的第一台机器。她还拿出1000元帮助上庄修了一座桥。当她为旺川村买拖拉机拿出最后5500元时,曾说:“这回我可以睡安稳觉了。”后来,她又从伙食费里每年省出200元,负担旺川小学一个民办教师一年的工资。

曹先生一身病痛当然也是她晚年生活凄苦的原因。1937年回国后,一直生活在贫困与疾病的阴影里。开始时是失业,后来在复旦总算有了安身之地,疾病却越来越重了。医生让她住院,可一个月的工薪还不够买十付药。因此她只得拖着病上课。在讲台上常忍着痛熬过50分钟。下课铃一响,她赶紧躺在几条板凳搭起的“床”上休息。有时,曹诚英腹痛得几乎要爬着回家。

回到老家以后,她病痛更多更重。1972年春天曹诚英不得不到上海治病。她和保姆住在干女儿胡荫华的弟弟家里。12月的上海,冷风不时从大门进入,冻得曹诚英浑身发抖。吃了很多中药和西药,她的病痛也没有减轻多少。1973年1月17日,曹福墉帮曹诚英拿到了九三学社社员、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的证明,并请求沈阳市政协和沈阳农学院以及县里统战小组分别写了慰问信。满以为这下他娟姑的心里可以温暖一些了,可以住上一所好一点的医院了。但是,就在他和统战组组长辗转找到曹诚英借住的人家时,却得到了曹诚英已于昨晚离开人世的噩耗。

使曹诚英身心一辈子饱受折磨和摧残直到离开人世的,则是她和胡适的刻骨铭心的苦恋。

还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曹诚英就被指腹为婚,与邻村(宅坦)胡家订下了婚约。长到16岁,便与胡家公子胡冠英完婚。因为本人极不愿意,婚后生活当然不会幸福。不久,胡家又以曹诚英没有子嗣为由,让儿子纳妾。曹诚英无法忍受,就在二哥的帮助下于1923年解除了婚约。离婚后她的情绪坏极了,她的词句:“镇日闭柴扉,不许闲人到,跣足蓬头任自由。”就是当时心境的写照。

1917年,胡适回乡成亲,认识了比自己小11岁的亲戚曹诚英,并发现彼此很有共同语言,从此相互敬慕,密切联系。胡适夫妇住到北京后,曹诚英常给胡适写信,或讨教文学,或请胡适评阅自己的诗作,胡适也经常回信。通信往返不断,感情日益加深。1923年夏天,胡适到杭州休养,正好曹诚英也在杭州读书。久别重逢,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终于出现了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胡适打算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江冬秀离婚。但是,每当胡适向江冬秀提起此事,江便大吵大闹,甚至动用裁纸刀、菜刀,威胁胡适说,要把两个孩子杀掉,再自杀。吓得胡适不敢再提离婚。而且,梁启超等学界舆论也对胡施加压力。于是,胡适只有抱憾终生。他在《如梦令》中写道:“月明星稀水浅,到处满藏笑脸。露透枝上花,风吹残叶一片。绵延,绵延,割不断的情缘。”曹诚英在1925年7月8日也写信向胡适表白:“我爱你,刻骨地爱你……”,虽然痴情不改,却也无可奈何。

到1934年,曹诚英考取了胡适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农学院,主攻农作物细胞遗传学,除了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也希望借助时间与距离来摆脱对胡适感情上的依恋。直到1937年学成回国。然而,正当她那枯萎的心稍显苏醒的时候,无情的打击又再次来临。一位姓曾的留美学生闯进曹先生的生活,被胡适妻子江冬秀知道了,就故意让曾某知道曹诚英与胡适的往事,促使曾某离曹而去。绝望的曹诚英因此只身上了峨眉山,决定遁入空门。1939年七夕,她曾寄胡适一诗:“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未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后来,胡适曾托吴健雄(也是曹诚英的好友)带一封信给曹诚英,并附上三百美金。曹诚英由其兄曹诚克劝说下山,没有削发为尼。但从此就终身不嫁。1944年夏天,曹诚英作词《临江仙》:“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梦魂无赖苦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胡适从北京到上海与曹诚英见了面,曹诚英一往情深地说“哥,蒋介石已经回奉化去了。你不要跟他走下去了!”胡适不听曹诚英的劝阻。曹诚英回到复旦,满脸是泪对汪静之说,“我再三劝他不要走,挽留不住。我哀哭留他,劝不回头。”说着,伤心地哭出声来。从此,胡适流亡到了美国,曹诚英怀着一颗爱祖国的心留在上海,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两人音讯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直到生命的终结,她还保留着对胡适刻骨铭心的眷恋 。根据她生前的嘱咐,曹先生的遗体被葬在村头背靠青山面向绿野的旺川公路旁。曹先生认为胡适如果魂归故里,一定会经过这里跟她相聚。

曹诚英是患肺癌在上海去世的,对曹先生来说,这实在意味着痛苦的解脱。但是,她的学生、亲友和所有了解她的人,却不能不为永远失去这样的大好人而久久地哀痛。1973年3月8日,曹诚英的骨灰被送回绩溪。沈阳农学院派了两位同志专程到绩溪,与县里共同为她举行了追悼会,并把骨灰护送回了旺川。对这位多年漂泊在外,对家乡却总是魂牵梦绕的女儿的灵魂,旺川人以其独有的厚爱接纳了她。村里为她立了一块朴素的墓碑,上写:曹诚英先生之墓1973年3月8日。每年清明节,旺川小学的学生们都要为她送上一个花圈。在时过30多年以后的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中,许多老先生谈起曹诚英教授,无不为之动容,不少人竟至老泪盈眶,难以自已。(作者系原复旦文科学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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