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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复旦校董会的成员设置

作者:余诗诗来源:《校史通讯》第76期发布时间:2011-12-02

提要:辛亥革命后,复旦大学成立了校董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从此校董会在复旦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而在校董会的组织、发展过程中,成员设置是一个校董会是否可以发挥力量、完成职责的关键。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时代背景为基础,从校董会人员结构和任职资格、人员构成、成员职责等方面对复旦大学校董会的成员设置进行了研究分析,并进行了若干思考,以揭示其对于复旦大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意义。

引言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放眼世界,对中西比较进行了深层思考。在探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原因的过程之中,“教育救国”思潮随之萌发并逐渐汇聚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尤其是进入民国之后,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与自由,加上民国历届政府对民间开办私立学校所持提倡和鼓励的态度,使得此一时期私学兴盛,而这批大学的组织管理大多是实行董事会制度。

高校董事会制度渊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管理体制,伴随着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经过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最终确立,并被美国几乎所有学校相继效仿,一直延用至今已有三个多世纪。校董会是一种集体决策机构,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相应的治理权威,其组成人员必须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能够热情地承担起自己的治理责任,具有非功利性,并将学校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此的人员构成才能使校董会在不影响办校者初衷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的调动外界社会的力量;而后,因校长负有管理之全权,遂又能将其与校内自身的严密管理相结合,即合众人之所长,助一校之发展。这一切无一不与我国二十世纪高校的办学诉求相契合。

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创立于1905年,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地方士绅的慷慨赞助。这些人士虽无董事之名,却有董事之责,负责向外募款,对学校行政则不干预。辛亥革命后,复旦公学正式建立了董事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有孙中山、于右任等,对当时学校的资金筹措、校舍问题的解决等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复旦校基、师生数进一步扩大,但经费严重不足,董事会在解决学校发展问题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复旦大学的发展对学校的校董成员、决策和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1933年,复旦大学重订校董规程,将校董人数增至15人,并在该年12月的校董会改组第二次会议中将人数进一步增至21人,涵盖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复旦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对20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的校董会的成员进行论述以及分析。

校董会人员结构和任职资格

1933年2月,复旦召开校董会改组会议,重订《复旦大学校董会规程》,该规程规定,复旦以校董15人组织为校董会,本校校长为当然校董,同学校董七人,其他校董七人;校董会设主席一人,审计一人,书记一人,均由本会校董互推之。1934年4月,决议通过增聘6名校董,该会以校董二十一人组成之,校长为当然校董,同学校董十人,其他校董十人。

《中国大学董事会章程》第二章规定,董事无定额,但是须具备如下资格之一:一是捐助本大学经费者(其由团体捐助者得公推其代表);二是有专门学问或于教育界有经验者;三是曾为本大学教职员成绩卓著者。虽然复旦大学没有对校董资格做出具体限定,只是在章程中规定,凡热心教育、捐助本校万元以上,或曾尽相当义务于本校者,得由本会推为名誉校董,但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依照《中国大学董事会章程》的三个资格进行聘任的。

校董会人员构成

校董会的人员构成是一个校董会是否可以发挥其力量、完成其职责的关键。校董成员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诉求都很可能通过学校表现出来。因此杰出的校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校的基本特色和发展方向。复旦大学校董名士荟萃,各成员都具有足以推动学校发展的能力,以下便是笔者对20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于右任、李登辉、方椒伯、邵力子、王伯元、杜月笙等诸位校董情况的若干归纳和分析。

(一)校长

复旦大学校董会规程规定,校长为当然校董。在20世纪30年代,校长李登辉对复旦大学校董会的组织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复旦吴淞校舍被辛亥革命军兴时毁损,事后李登辉力谋恢复,获得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的关怀照顾。南京临时政府指定上海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复旦校舍,并特给临时补助费银元一万元。后李登辉与马相伯商议决定,为使学校稳固发展,聘请孙中山先生为校董,亦请伍廷芳、程德全、颜惠庆、萨镇冰等十余人及复旦第一期老同学于右任、邵力子为校董,组织校董会,举行成立会议,研讨发展校务等事宜。而在校董会不断壮大的同时,对校董人选的筛选李登辉始终抱着严谨谨慎的态度。听闻朱家骅希望进入复旦校董,李登辉极不愿让这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落在“党官老爷”之手,乃决计拒朱家骅决充任主席校董,以保护复旦自立。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李登辉的不懈努力,复旦在筹措资金和其他诸多方面得到董事们的帮助,复旦仍然屹立不倒。

(二)教育界或学术界名流

为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学校创办人一般邀请教育界或学术界名流为学校董事,他们可以看成是学校的智囊团。而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私立学校规程》具体规定:“校董会至少须有四分之一之校董,以曾经研究教育或办理教育者充任。”校董朱仲华热心公益,长期从事地方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创办平民夜校,后还与邵力子、金汤侯等创办私立绍兴中学,任该校校董、董事长,可以说自身对办理教育事业具有丰富的经验。校董程天放当时担任的是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而校董邵力子既是复旦最早的学生,又是复旦的教师,他在复旦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曾参加《民立报》工作,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编。1924年,在他担任复旦国文部的主任时,提出将国文部改为中国文学科,担负起培养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人才的任务,促成了复旦中国文学科的正式成立。邵力子对复旦极为关心,每逢重大问题,学校难以解决时,总是出大力援助,他又以爱国、民主的精神,推动复旦的发展。

(三)社会政商界名人

教育经费是关系到一个学校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近代中国战乱频仍、满目疮痍,民族工业难以发展,公立学校的经费都难以保证,要靠学校自身筹集经费的私立学校更是难上加难。此时,校董会的经费举措就尤为显得举足轻重。校董中一部分是办学的专家和在教育理论方面有造诣者,也有一部分是对学校的经费是有贡献的。聘请社会名流进入校董会,既能带来部分赞助经费,又能扩大学校的影响。复旦大学的校董中,方椒伯、江一平、赵晋卿、郁震东、于右任、孙哲生、陈立夫、吴铁城、张道藩、余井塘等人都是此类名人的代表。上述名单中, 一部分是政府部门的官员,有担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实业部常务次长、财政部整理委员会专门委员的赵晋卿,铁道部部长孙哲生,国民党骨干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余井塘等。他们易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与政府的关系,获得政策或经费上的支持。复旦校董名录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如担任过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方椒伯,上海实业家郁震东等。聘用这类人士为董事,一方面可以获得其资助,如被誉为“金子大王”的王伯元,设立了伯元奖学金。另一方面这类名流也使复旦更容易联系到商界和财经界热心教育的人士,从而有利于本校的经费筹集,缓解学校发展的重要资金问题。

(四)地方名流

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是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杜月笙虽非官非商,但对地方的影响很大。复旦组织校董会时,杜月笙为中国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和上海中汇银行董事长。他以资助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为由,托钱新之出面,希望李登辉聘他为“复旦大学校董”,李登辉校长曾愤愤反对:上海滩的流氓头子,怎能作了这清白学府的校董?后各校董权衡利弊,为复旦之发展,在学校缺少固定经费而力谋充实设备之际终于妥协,允其入校董会。

当年,复旦迁址江湾后,有一私人别墅花园,横在校园和排球场之间,师生来往深感不便。其时,校长李登辉秉持“将复旦办成花园学校”的一贯主张,不惜举债意欲收购此园。然与园主谈判,多次陷入僵局。1934年,李校长在校董会上商讨此事,大伙一致决定由新校董杜月笙出面解决。杜月笙先派干员与园主频繁接触,求其开价转让。在园主推三阻四的情况下,他又亲自出马,盛宴款待,诚意相谈,最终以低息贷款办成此事。3个月后,历经波折,收购燕园终得圆满。杜月笙任校董期间,还曾为在租界惹下麻烦的复旦学生担保,替复旦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虽然杜月笙恶名在外,但他为复旦也是尽了一番心力,为复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校董会成员职责

复旦大学校董会规程规定,校董具有:(1)计划及辅助本校之进行;(2)筹划经费;(3)保管财产;(4)监察财产;(5)审核预算及决算;(6)聘任本校校长;(7)决议本校校务会议所不能解决之各种事项这七大职权,归纳来说,校董会成员的职权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学校财务方面,包括: 筹划经费,财务之保管,审核预算及决算,监察财产等事务。校董会采取发行债券和公债、募集基金、银行透支等方式集资,。另一方面是学校行政方面,由校董会选任校长,校长主要对校董会负责,可以说,一个称职的校长自身的价值和学校的发展是融为一体的。1936年8月,当局派要员来上海,改组复旦。李登辉被迫递交辞呈,但以于右任为代表的多数董事认为:李氏经营复旦凡卅年,厥功至伟,如现突然辞职,影响复旦前途甚巨,还是以请长假为好。此议获校董会认可。另外,校方又宣布改燕园为登辉园,以示对李登辉的尊崇,避免因改换校长在学生中酿成事端,用心可谓良苦。如此可见,李登辉校长在复旦担任校长以及董事期间,俨然已内化成学校的办学灵魂,深得尊重。

对校董会成员设置的思考

复旦校董会名士荟萃,其成员组成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人员类别多样,汇聚了校内教师、校友、乡贤等,他们中除了著名企业家、教育家、科学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等,还有政府领导或部门负责人,成员多样广泛又具有影响力,并一同负担起了一个学校对于办学经费与校务发展的诉求。这种人员来源的多样化,有其存在的必要,同时也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首先,校董会制度一反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在古代,官学和私学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在其特定轨道上各自运行着独立的系统。官学主要由国家专管教育门的机构人员管理,而在私学系统中,均由独立的个人来负责。前者的优势在于教育经费的保障以及教育的规范,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即受到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干预甚至控制。而后者有独立的办学思想,遵循教育规律,但最大教育经费是其私学自始至终都需要面临的问题。而复旦的校董会成员设置,最大程度地融合了两者的优势,规避了两者的弊端。一方面,当然校董即校董和部分来自教育界的人士可以保证高校学术独立,发扬自由、科学的大学之道;另一方面,复旦又可借助教育界之外的社会知名人士的社会地位、财力等捐赠、筹措办学基金,支持学校的学科建设、师资聘任、基础设施建设等,并为学校以及学生争取其他的权益。成立校董会“筹集办学资金以弥补办学经费不足”这几乎是所有高校当初成立校董会时的初衷,复旦也不例外。不可否认,这部分校董对筹措办学基金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是动员、联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办学的有力举措。

其次,从高等教育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民主的组织管理体制,为中国高校的组织管理体制作了可贵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有的校董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出“智力”的,有办学的专家以及在教育理论方面有造诣者;另一种是出“财力”的,对学校的经费筹措具有重要贡献。在复旦校董会中,各校董是有智出智、有财献财。如此的结合形式对学校的发展谁都是功臣,唇齿相依,避免了学校独裁现象的出现。凡与学校的发展相关大事一律由董事们商量解决,少数服从多数,从而大大降低了“人治”的成分,充分体现了民主治校的理念。

最后,教育与政治密不可分,教育也无法完全独立于政治,虽然后来政府开始逐渐干涉复旦高等教育,但是复旦大学校董会尤其是在李登辉校长的带领下,在这一时期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前提下,获得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这与校董会成员的设置不无关系,各界人士的加盟,尤其是政界名流的参与,密切了复旦与社会、政府的联系,使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能得到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而校董会又与外界变化着的社会相联系,不仅保证了复旦的自主办学,也将复旦所推崇的教育理念和大学精神推向了更广阔的范围。(作者为高等教育研究所2010级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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