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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上医的教学特点

作者:王睿来源:《校史通讯》第75期发布时间:2011-10-09

摘要: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由颜福庆先生于1927年创办,朱恒璧时任教务主任。朱恒璧于1938年担任代理院长,1941-1949年任院长。朱院长在任期间,进行了医学院的内迁昆明、重庆和回迁工作。他克服种种困难、严格治学,促进了上海医学院的发展。本文尝试根据校史资料,归纳朱恒璧任院长时期的教学特点,以总结老上医培养学生的经验。

朱恒璧简介

朱恒璧(1890~1987),男,江苏阜宁人,汉族。是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药理学家,是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创办人之一,1941年1月至1949年7月,任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

1916年,朱恒璧毕业于中国哈佛医学校。同年,进入中国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华山医院前身)工作。1918年,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病理学,次年回国。在长沙湘雅医学院(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教授病理学。1923年,在美国西奈大学进修,专攻药理学。1925年回国,到湘雅医学院任药理学副教授,成为国内最早开设药理学课程的学者之一。1927年,去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任药理系代理主任,与林可胜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中国生理学会和国内第一部《中国生理学杂志》。

1928年起,朱恒璧任第四中央大学医学院教务主任兼药理学副教授。1934年6月,医学院院务委员会通过了由他提出的“正谊明道”为上医校训。1938年2月,颜福庆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学校校务由他代理。抗战爆发,他作出学校内迁的决定,于1939年6月迁至昆明,在郊区白龙潭建院,并与国立中正医学院合作办校。1939年朱恒璧编写的《药理学》出版,成为首部由中国人编写的药理学教科书。
1940年夏,中国西南地区流行霍乱,朱恒璧组织学生前往疫区控制疫情。 同年,战火蔓延,学校被迫迁往重庆歌乐山,求得美国援华会(ABMAC)大笔资金,用于建设学校的校舍,使上医得以绝处逢生。

1941年,朱恒璧受命任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1943年,将重庆中央医院划为上医的附属教学医院,后中央护士学校也划给上医,学校规模得以迅速扩大。1944年2月,中央医院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朱恒璧兼院长,并兼任护士学校校长。1946年8月,渝院师生全部返回上海。朱恒璧任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朱恒璧院长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拒绝了蒋经国力劝和逼迫去台湾的要求。27日上海解放,朱恒璧仍留在上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53年,朱恒璧调任浙江省卫生厅任技正。1955年,调浙江大学任药理学教授、药学系主任。1987年,朱恒璧在杭州病逝,享年97岁。

朱恒璧一生发表的论文(中、英文)数十篇、学术专著多部。

朱恒璧任院长时上医的教学特点

1938年2月,颜福庆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由朱恒璧担任代理院长,此时抗日战争爆发,为保全学校和继续进行教育教学,朱恒璧采取坚决措施,做出迁校行动,而以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对抗日战争表现出消极思想,不同意内迁。朱恒璧决心毫不动摇,抵制住来自上层的干扰,再三向教育部交涉,教育部答应先将高班三个年级内迁,其余班级及教职员以后再迁。除少数有特殊情况或困难的教职工在沪坚持或遣散外,其余一律内迁,特别是内地奇缺的内、外各科的高级专家。在1939年上半年的一个纪念周上,朱恒璧正式宣布“日寇侵华,其目的在灭亡中国,国立大学又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与日本侵略者水火不相容;在日本控制区内,绝不可能有国立上海医学院生存的任何幻想,不认清这一点是极端有害的。总之我院绝不与敌伪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本院决定暑假中继续上课,并于秋季内迁大后方,要求同学们做好准备,到时由吴绍青教授带队统一行动。”朱恒璧与应元岳先到内地勘察筹备内迁校址。上海教务由张鋆主持,临床由乐文照负责。

不拘一格降人才,聘请优秀师资

朱院长把培养一流人才放在首位,认为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培养一流人才的关键在于一流的师资。同时认为必须招收优秀学生。他在主持上医工作期间,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机会创造教学和科研条件,但更重视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著名生理学家冯德培,抗战期间全家逃难到重庆,无人照顾,朱院长将他请到上医,为他一家提供住房。朱院长则一直住在一间小屋内。1936至1941年,冯教授在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学方面开展了大量创新性研究,发现静息肌肉被拉长时产热增加,这发现被称为“冯氏效应”, 他也成为国际公认的这一领域的先驱者。

重视学生素质,严把学生入学关

上海医学院一贯对招收学生的素质极为重视,建校之初的入学资格就极其严格:
1) 须呈验在本校认为合格之高级中学毕业证书。
2) 除呈验曾在认为合格之医预科学校毕业证或相当之大学理科修业满二年以上之成绩证外,并于质量上符合本校入学资格。
3) 需呈验保证书,证明品性端正。
4) 须呈验在医预科或大学理科实习各科之记录。
5) 须呈验健康证,证明确无疾病。
6) 除以上各项规定外,须经入学考试

而到朱恒璧院长时期,根据当局要求和适应形势,上医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1936年9月学校创办药学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四年。1942年8月,学校迁至重庆开办了助产师资专修科,招收已毕业的助产士入学,学制五年,开创了上医的毕业后成人教育的先河。同年9月,香港大学医科学生50人到达重庆,到上医借读。1944年8月,开办了医学专修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六年。1945年7月,开办了高级医术检验职业班,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三年。招生人数见表1。

表1   1935—1948年上海医学院各专业招生人数统计表

1943在重庆歌乐山将重庆中央医院划为上医的附属教学医院,后中央护士学校也划给上医,学校规模得以扩大,招生规模得以加强。1946年迁回上海后,医学专业招生规模大幅度上升。

虽然学制有所放宽,但朱恒璧院长对学生的素质非常重视,招生由教授组成招生委员会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不讲情面也从不干预,全凭考生条件择优录取。每年招生的具体工作由教务处承担,在决定考生录取的关键时刻,凡参加者必须在一处,工作没结束不能离开。他严格把关,防止舞弊。遇到国民党官员子弟来信要求院长高抬贵手,为录取他们的亲友说情,朱院长在信笺上批示“爱莫能助”并交招生办照章办理。朱院长小儿子投考上医未被录取,到燕京大学就读,一年之后再次报考才录取。学生入学后也是严格要求,颜福庆之子,就读了一学年总分不及格,照章退学。

教师以身作则,注重实践

歌乐山时期虽生活十分清苦,却仍保持上医的一贯作风。从院长到教师,都能以身作则,自甘淡泊,坚守教学科研岗位,临床医师不开业,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从未有过医生接受病人家属送礼或者药商回扣等事。医生的工作作风也一丝不苟,每天早上主治医师查病房,凡隔天下午或晚上新入院病人的病例、体格检查、血、尿等常规,对疾病的初步诊断及处理意见,均在晚上赶写出来。住院医师平时不离病房,实习医师除每周一个下午休息,日夜值班。刘湘云(45届)回忆:那时晚上有急诊通知即提马灯从田埂上奔赴病房。实验室检测时,用桐油灯照明,在显微镜下找疟原虫、回归热螺旋体等。在那样条件下力争达到国际文献记载要求。查房时发现不合格病历,就要求重写,发现工作不到位或差错时,当即指出加以改正。主治医师经过一个晚上的文献温习,结合病情、体格检查等,在查房时对病情详加分析,做出诊断及进一步诊治的意见。各级医师发表意见,并由当班医生记录在病历上,青年医生如能通过自己观察,在查房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论断,便会受到上级医师的鼓励与同仁的赞许,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

当时,很多教授的事迹传为佳话:如谷镜汧教授严以律己、勤奋好学,为了英语课堂讲授和开展“临床病理讨论会”的需要,他下苦功学习英语。齐登科教授讲授解剖学生动精辟,在上骨骼课时,将需背诵的英文术语以及结构走向,配合实物对照,对学生精心指导、诲人不倦。而学生考试测验的时候,不设监考也无人作弊,时称荣誉制度(honor system)。

重视医学基础学科的发展和教学

朱恒璧认为“根深则叶茂,源远则流长。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比世界上任何机器都要高级、复杂。因此,从事医学事业的人才非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及医学基础不可。”培养一流人才的决定性因素是练好基本功,核心是学好普通及临床基础学科。在上海医学院,高等数学一直列为必修课。他经常找数学、物理等教师了解情况,督促他们给学生打好数理基础,后来又提出生物加数理化模式,即使学校迁到重庆,在办学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他仍特意批准买了一套物理实验仪器,聘请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教授周同庆来上课。同时,为了把基础课教活,他要求前期教师有一半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学术水平。此外,朱院长认为医学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很早就把中国医学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请医学史学者王吉民教授主持。

1942年医学专业本科课程安排如下:
一年级:公民、国文、英文、高等数学、化学、物理、生物、选修课程一门
二年级:英文、有机化学、物理、比较解剖学、人体解剖学、胚胎学、理论化学、生物化学、组织学、选修课两门
三年级:神经解剖学、寄生虫学、细菌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理论诊断学、实验诊断学
四年级:内科学、外科学、整形外科学、神经病学、眼科学、生理病理学、小儿科学、产科学、外科手术、妇科学、耳鼻喉科学、泌尿学
五年级:内科实习、外科实习、公共卫生学、治疗学、皮肤病学、精神病学、放射学。

从中可见,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贯穿第一年基础课的学习,如物理、化学等课程还会渗透到之后的学习安排中。

重视公共卫生课程,坚持社会实践

颜福庆院长建院时就很重视预防医学思想和公共卫生课程,在上医建立之初,就组建公共卫生科并亲自组织科务。

颜福庆院长认为,解决人民健康问题,既要从个体出发,更需要针对人群,采取社会集体措施,把治疗和预防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医生既能治病,也能防病。

朱恒璧院长延续了颜福庆院长的预防医学思想,在上医内迁昆明时,他聘请黄子方、赖斗岩负责与云南卫生处及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合建曲靖卫生实验区。1941年从昆明迁往重庆歌乐山后,朱恒璧聘请戴天右兼任公共卫生教学,负责安排、组织、推荐毕业生,在成渝公路沿线的山洞、金刚坡、三圣宫、青木关、璧山、沙磁等教学基地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上医回迁上海后,又恢复公共卫生科。

并且在嘉定建立农村卫生教学基地,顾学箕兼任院长。

认真落实毕业后的培训制

医学院校毕业,意味着医学基础知识储备和相关学习能力的培训程序已经完成,但距离能独立诊治的主治医师水平还有一定差距。需要一段时间系统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来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住院医师培训更需要有良好的师资和规范的制度,才能通过实践总结提高,培养出高水平人才。

颜福庆和朱恒璧早年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于是,他们提倡公医制,不允许毕业生挂牌开业,要求在教学医院内实践提高。1928年9月,学校同中国红十字总会签约,中国红十字总医院为学校第一实习医院。1934年,上海澄衷肺病疗养院为学校第二实习医院,这两个医院成为学校创办早期教学和学生实习的基地。颜福庆先生倡导募款,1936年建立新校舍和中山医院。

而在上医在昆明时期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建立教学医院,在重庆期间则开始逐步实现,除歌乐山中央医院及结核病疗养院外,还发展了重庆市民医院、宽仁医院及江北陆军医院。

朱恒璧50寿辰时在昆明北门街曾对学生说:“办医学院最重要的是从毕业生中选留优秀生,进行毕业后培训,培养成高级医师、专业医师。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基础、临床和公共卫生各科,都有本校毕业后培养出来的师资、教授,学校就能办下去跨不了。不然毕业生一个也不留,出去开业或放任自流,那就会落后,非垮不行。”

总结

朱恒璧任上海医学院院长时为抗日战争时期。他一手组织了上医的内迁昆明、重庆和回迁工作,并坚持在艰苦条件下发展医学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人才。1946年,上医自重庆迁回上海时,多数资料随船沉没,很多宝贵的资料无处查证,今档案馆中仅存当时的课程安排、朱恒璧院长的书信和部分校友撰写的回忆录手稿。由于查证第一手资料相对困难,加之抗战特殊时期的抗战政策,并且临床科研条件有限,生活艰苦,当时的改革政策和突出医学成果相对较少,这也可能是当今对朱恒璧院长研究甚少的原因之一。

如果没有及时内迁和在内陆发展的几年,上海医学院可能如今已经不存在。而朱恒璧校长时期所开设的专科专业,也及时的解决了战时困难,挽救了诸多人的生命。朱恒璧院长用其严谨的办学理念和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平易近人的气质,培养了一批批特殊时期的上医人,为上医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朱恒璧任院长时期,也是上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作者系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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