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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王造时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作者:何碧辉来源:《校史通讯》第75期发布时间:2011-10-09

时间过得很快,王造时先生(1951-1971年任复旦大学教授)逝世已40年了。40年来,不断有人同情他,说:“官盖满京华,此人独憔悴。”有人为他抱不平,“错划为右派”。总之,对他的功过常有评说,可见他还活在人们的心中。

未任京官,情有可原

所谓“官盖满京华,此人独憔悴”意思是指救国会“七君子”,除两位解放前就过世的以外,余下五人,四人被任命为京官——担任部长。只有他在上海教书,没有官衔。我则认为这是从感情出发,对他们的经历缺乏分析的缘故。

王造时的经历与“七君子”中的其他人物很不相同。1937年7月,“七君子”保释出狱,从苏州回到上海。他们马上投入“八一三”淞沪抗战。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们先后撤退到武汉。王造时被熊式辉以同乡的名义拉到江西,而其他几位,先后到了重庆。王先生从此脱离了救国会领导核心,成为一只离群孤雁。

邹韬奋病逝在苏北解放区,1944年9月,中共中央唁电中,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李公朴1946年被特务暗杀,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他们两位解放前就过世,这里就不再介绍。那么,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的经历如何呢?

沈钧儒是晚清进士,参加过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有功之士。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已是著名律师。193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工作。他到上海之后,就会见沈钧儒、章乃器等进步人士。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7月,中共上海办事处成立,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辱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就是潘汉年授意,胡愈之起草,经他们修改后发表的。沈钧儒事实上已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沈钧儒到重庆后,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关系密切。重庆当局也是心知肚明的。何应钦甚至诬称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准备在重庆组织暴动。此言一出,轰动山城。总之,沈钧儒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密切配合中共的政治活动,成为左派民主人士的旗帜。

史良比沈钧儒年轻许多,但是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滩也已是很有名的进步女律师了。她为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办了不少案子。据史良文化大革命中“交代”,当年营救中共政治犯,例如邓中夏、贺龙家属,是中共交的任务。1930年上海成立“中国革命人道互济总会(简称互济会),负责人是中共党员。史良是人权保障同盟成员,与宋庆龄、鲁迅关系都很好。“互济会”通过同盟或左翼作家联盟再通知她,所以她接案子的时候,就已知道案子的底细,是中共的案子。后来,她的活动,包括中国妇女方面的政治活动,都与中共有联系的。她成为中国近代妇女界杰出领导人之一,并非偶然。

沙千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参与组织“蚁社”时,就与中共党员密切相处。撤退到武汉后,很快就由“蚁社”的中共党员杨修范、袁清伟介绍入党,成为中共秘密党员。他的政治活动根本就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完成了一些特殊的任务,例如,在重庆以律师的公开身份担任《新华日报》法律顾问;抗战刚刚胜利(1945年12月)就回到上海。又以律师的公开身份,把战乱中失散了的“蚁社”成员、“救国会”成员组织起来,为救国会核心从重庆迁回上海作好准备。1947年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史良已转入地下。他以史良代表身份,潜入香港,参加民盟三中全会。与沈钧儒等一起,明确提出反蒋、反美、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挽救了民盟的政治生命。

章乃器的经历有传奇色彩,与上述三位有所不同。1938年初,章乃器为桂系李宗仁重用,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任内政绩卓著,清正廉明,为人称道。周恩来通过章乃器三弟章秋阳(郁庵)(中共党员)的关系,与他联系。章乃器为新四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设立所谓“防共委员会”,有计划地对新四军进行封锁。章乃器通知《新华社》记者何伟(中共党员):购物如遇困难,可以告知省财政厅代办。章乃器想到新四军在多雨的山区作战,药品和医用器材短缺,便派省财政厅会计主任陈仲坚(李人俊),通过战地工作团,以慰问抗日战士名义,多次给新四军送去金鸡纳霜等药品和医用器材。章乃器了解到新四军经费困难,便以统一税收名义,报请安徽省政府批准,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另外,由于省财政厅急需干部,章乃器大胆吸收进步青年。在武汉公开登报,招收安徽籍青年回省工作。后来又举办过两期财会干部训练班。这些干部后来大部分转入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其中不少人担任共和国财政部门的高级职务。毛主席在一次会见中,当了章乃器的面说:“你在安徽工作时,为党培养了一批财会干部,做了好事。”章乃器在安徽工作时,与中共安徽工委,与新四军领导干部,如张云逸、张劲夫、何伟、彭康等都保持着良好关系。正因为这样,他成为特务的眼中钉。不断有人诬告他“勾结奸党、奸军。”最后诬称:章乃器“在安徽搞武装”。蒋介石才下令“调虎离山”。1939年6月,章乃器离皖赴渝“述职”。从此,章乃器再也没有担任国民政府的官。后来,章乃器在重庆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参与组织“民主建国会”。积极投入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元旦,发表《乾纲重振》一文。表明他决心放弃中间路线,与国民党决裂。

王造时的经历与他们有很大的区别。1938年初,他被熊式辉拉到江西南昌,任江西政治讲习院教导主任。讲习院院长由熊式辉兼,大队长是蒋经国。7月,熊式辉借口九江吃紧,省政府准备后撤,解除了王造时与讲习院的关系。王造时到江西吉安办《前方日报》(1939-1949),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王造时只有开参政会之类才去一趟重庆,偏居一隅。《前方日报》社也有中共党员,但没有组织关系。他除收听《新华日报》的电讯稿以外,听不到中共的声音。相反,出现了如下情况:

社会关系复杂化

期间,王造时曾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军纪巡查团巡查员。团长是苏炳文。团员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监察院、军法总监部等机关的代表组成。与这些人为伍,关系就显得复杂了。当时的吉安,是所谓抗战的前方,大后方的前沿,是沿海到内地的重要通道。国民党党、政、军高官进进出出。王造时是“七君子”之一,著名人士。你不接触他,他来接触你。再说,《前方日报》没有公款,自负盈亏,经济困难,势必募捐。募捐就得与有钱有势之士接触。有了经济往来,关系更加复杂化。

成为国民党拉拢对象

王造时脱离了“救国会”领导集体,像只孤雁。又是“七君子”之一,名士。当局如果把他拉入国民党内,可以为国民党添彩;又可以达到分化“救国会”的目的,一箭双雕。于是国民党千方百计拉他加入国民党。在南昌,熊式辉拉过;去重庆开会,张群通过李捷才(王造时同学)、陈诚通过政治秘书何某(王造时留英时同学);陈立夫通过顾毓秀(王造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王造时清华同学);彭学沛(参政会秘书长)等都拉过。王造时虽然没有松口,但成了国民党拉拢对象却是事实。

错误地出席国民党参政会

内战已打了一年。中共参政员理所当然地拒绝出席1947年5月国民党参政会第四届三次会议,“救国会”参政员也早已退出。在这样情况下,王造时事先没有与救国会同仁商量,顶替王云五(因任经济部长缺席)去参加。客观上损害了救国会同仁的一致性,是无纪律行为,上了反动派分化救国会的当。

坚持走中间路线

王造时第一次主张组织中间党派是1937年出狱后不久,在南京参加许宝驹约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代表人物座谈会上。他主张救国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教派、乡村自治派等联合起来,成立同盟组织。这个意见因得不到大家支持而未果。第二次是1946年3月左右。他已感到内战迫在眉睫,主张把民盟改组,形成强大的中坚力量,与国、共三足鼎立,以制衡当局发动内战。想法虽妙,但是1947年当局一个禁令,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王造时并无良策可以对抗禁令。后来,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放弃中间路线,才使民盟新生。奇怪的是,救国会是民盟的一部分,有人劝王造时参加民盟,他一直未参加。“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之后,他便成为无党派民主人士。

情况可见,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章乃器四位被任命为京官,是众望所归;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结果。王造时未被任命为京官,是情有可原的。也是他新民主主义经历所决定的。有人说:王造时先生“出污泥而不染”,难能可贵。可是,在两军对阵的情况下,猜疑是很自然的。没有查清楚他的经历之前,不可能贸然决定任命他为京官。

划为“右派”理无可许

新中国成立后,王造时没有被任命为京官,他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怨言。所以当饶漱石(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征求他意见:是否在上海安排一个行政职务?他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不宜于此,婉言谢绝了。他安心教书,认为自己离开讲台几十年,还能教书而自豪。他称赞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称赞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他认为自己为民主奋斗了几十年,从来也没选举过人,也从未被人家选举过。解放仅短短四年,他就被上海虹口区人民选为人民代表,感到非常光荣,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因此他感到共产党伟大,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解放初,政治运动不断,一个接着一个,他都积极参加,踊跃发言,在民主人士中起带头作用。1957年2月,全国政协开会,上海市政协推举他和市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前往参加。到了北京,史良向他透露说:有重要工作等待着他。说明解放前的经历已经查清。在史良家里,当着救国会同仁的面,说明《致斯大林的公开信》是签名的朋友推举他起草的,而不是传言中所说,是他起草好了之后强迫人家签名的。同仁们一致认为,责任是大家的,不要他一个人承担。接着,周恩来总理接见他,并与之长谈。总理说:历史上的问题讲清楚了就好了。因此,当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时,他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他说:“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象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其少。”这话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既有自责的意思,也有对民主人士的期盼,希望大家来帮助党的领导搞好工作。于是,他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在《新闻日报》、《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多次积极发言。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法制建设,巩固社会基础,发展民主。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加强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问题

王造时说:“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平尽管有了提高,但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于法治,还缺乏了解,并且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有些司法工作者也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的表现。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的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关于切实实现人民的权利问题

王造时指出:“根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倒如宪法里面有20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的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是犯罪的,什么是不犯罪的;在什么范围可以自由,在什么范围以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关于监督制度问题

王造时说,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所代表的群众利益更来得具体。

关于推行基层民主管理问题

王造时说:“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为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过程来看,集中或许先行于民主;但是从制度的本质来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的。只有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应该使生产者在他的生产单位内,充分参加管理。……如果在这些基层组织里打下了民主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培养了民主生活的理想和习惯,那么民主就生根,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便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可以渗透入而破坏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凭这样的言论,在他头上扣上“大右派”、“极右派”的政治帽子,进行批判,是理无可许的。

王造时先生逝世40周年了。但是今天来品味他的一生(文化大革命中诬他组织“社会民主党”,那是莫须有的罪名,是迫害)。品味他的言论,还是有意义的。我认为:(1)王先生是爱国民主人士,是一位有政见的人;观点都是公开的。对这样的人,应该尊重。政见与真理一样,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判明是非曲直。(2)王先生上述言论,有的还有现实意义,例如,“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如今有的党员干部甚至以党权谋私,以党权炫威,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远了。又例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我认为,现在民主党派,经过60多年磨合,政纲与中共党纲基本上是一致的了。因此,政见分歧不大。但是,中国是大国,东西南北发展不平衡。发展又不能齐头并进,于是先发展、后发展;重点发展次重点发展,涉及先富后富的利益问题,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涉及资源分配问题等,矛盾凸显。此外,现在有的人民团体行政化、衙门化,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于是,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民主党派一起与各方人士、人民团体进行民主的、耐心的、细致的协商,才能达到和谐,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作者为社科部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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