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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的目的是什么——评《颜福庆传》

作者:高晞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3日发布时间:2011-06-07


《颜福庆传》 钱益民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要赚钱,还是学别的,比较可以多赚钱。若然有人因为喜欢科学而学医,那我想也不是最好的目的;因为科学不是全能福人的,而医生是福人的职业;也许一个人懂了医道,做许多害人的事。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1931年3月6日晚上7点,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作《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最后他想与学生谈谈“学医的目的”,于是有了上面这段医学人生的感悟。“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七十年前的这番话,今天的医学生听来恐有震聋发聩之冲击。而对颜福庆而言,他的人生就是以培养、造就能为人谋福利的医生为目的,他坚信这样做了“精神上的愉快一定多的”。

颜福庆(1882-1970),字克卿,上海人。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他以自己的医学人生书写并创造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的多项第一:年方二十七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亚洲人,他是协和医学院所聘第一位中方教授与院长,1913年参与创办湖南湘雅医校,是为第一任院长,1914年与伍连德、俞凤宾共同创建中华医学会,当选首任会长,1928年在吴淞创建中国第一所农村“卫生公所”,指导乡村卫生建设。无疑,他是对中国医学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当然,他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是,1927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成为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后改称为上海第一医学院,2000年与复旦大学合并后,定名为复旦上海医学院。2007年上海医学院成立八十周年之际,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钱益民执笔的《颜福庆传》,以此纪念他对中国医学现代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现代医学建立,始于上个世纪西方医学的传入,在引进近代的科学诊疗方式同时,西医颠覆了中国人千百年以来信奉的身体知识和对疾病的认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习惯和生命伦理观,新型知识和观念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医疗实践和公共卫生运动的推广唤起公共意识的觉醒,从而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内容。近期海内外学术界纷纷将研究的重点挪移到讨论近代身体知识传播、卫生概念与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领域,以拓展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新视角。关注研究中国医学现代化问题的海外学者,以往他们只知道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有个伍连德,他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创始人,并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公共卫生和流行病领域,从事观念史、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颜福庆在中国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创立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在中国医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力。这种忽略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颜福庆本人留下的资料很少,且以英文为多。与伍连德相比,他没有自传,也没有大部头专著;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行多于言的社会活动家和医学教育家,在一个注重结果的功利主义社会里,颜福庆在医学领域也没有突出成就和重大发明贡献,也未曾出任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人,这导致他在当代社会的印象和认知度远低于当年声望和社会影响力都在他之下的名医,难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兴趣。不过,这种研究缺失的局面已随着《颜福庆传》一书出版而有所改观。

《颜福庆传》与其说是在细述颜福庆八十八载医学人生,不如说向世人展示中国医学现代化发展的艰难历程,它记录了以颜福庆为代表的中国医学先贤们的科学信仰和医学价值观,这是一部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奋斗史。

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始于医学教育的创立,步履艰难。颜福庆的一生恰好经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由传入、创建到独立发展的全部过程,他的医学人生正是这段历史的最佳写照。颜福庆的生活与工作多与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不会写中文,普通话也讲不好,演讲多数用英语,平时喜食西餐。然而,尽管颜福庆在西方受教育,又供职于外人创办的医学院,不仅参与创办中国最早的中美合资医学院,并荣膺湘雅与协和两大医学院的院长职务,他还曾被国联卫生官员认为是最能代表和理解西方医学的中国人,受到在华外国医生和国际卫生组织的尊重。但谋求医学独立,创建中国人自己的或是中国式的医学事业,却是颜福庆归国后孜孜以求的目标。1935年,他在中华医学会大会发言:“我们越早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医学院,我们就能越快地清除现在中国现代医学被唤作是‘西医’的耻辱。”他以为消除耻辱的办法就是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掌握医学教育的话语权,培养本土现代医学生。为此,他化了近十年的时间酝酿创建以医院、医学院和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三位一体的“医事中心”,以现代医学教育的代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模式。颜福庆多方游说募捐筹建医院和学院的资金,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著名企业到沪上富首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社会各界送来巨额丧仪,颜福庆居然有本事说服三姐妹赠予建造中山医院,“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当年社会形容颜福庆到处募捐的行为就像是个“犹太人”。1937年4月1日,国立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院新大楼在上海西南区落成,这是两所风格型制完全一致的姐妹楼,汉白玉栏杆、红柱、金黄色琉璃瓦歇顶,屋脊兽吻,檐下架上彩绘画案,浓彩重墨尽显中国皇家宫殿之气派,但建筑内结构安排和实验室功能规划,却是按西方建筑的标准设计建造,以符合现代医学教育与研究所需。那天,颜福庆骄傲地宣布“上海医事中心”正式成立。《申报》和沪上英文媒体相继作了报道,《大陆报》评价:“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医学院的校训是“医学为人群服务”,但它并不是只停留在文字上的标语,颜福庆告诫医学生毕业后不要去私立医院工作,应当去公立医院为低收入的平民病人服务。并鼓励学生去农村开展公共卫生保健工作以缓解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建院初期,师资奇缺,学生也不多,颜福庆却创建了国内第一所乡村卫生公所,要求学生必须去农村卫生所实习,开展农村公共卫生教育,并形成规章制度。他甚至将优秀学生直接送到农村进行培训,以达到医学服务社会和大众之目标。苏德隆是“文革”后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副院长、颜福庆的学生,做学生时他的兴趣在临床医学,但颜福庆硬是将他送到了上海县颛桥乡去办农村卫生所,从事农村卫生保健工作和传染病研究,苏德隆日后成为享誉世界医学界的血吸虫病和流行病专家,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却是与颜福庆坚持农村卫生实习的努力分不开的。《颜福庆传》的作者采访多位颜福庆的学生,论及颜福庆办医学院宗旨时,医学为人群服务的“公医制”思想已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因是传记作品,作者会偏重于历史过程的叙述,甚至于细节与个人情感的描写,这就有可能掩盖传主学术思想方面的成就,比如,颜福庆之所以能获得国际卫生组织的认可,原因就在他身上所呈现的独立、自尊与自信的精神,而这点在书中却表现不足,似有些遗憾。但这并没有影响《颜福庆传》出版后获得多方好评,而新出版的英文版,将颜福庆的事迹推广到英文世界,会让更多关心中国医学发展的学者了解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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