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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

来源:《复旦》第869期发布时间:2011-03-30

《中国的疼痛》
作者:
摩罗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国民性批判,本来就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而当代中国在应对全球化运动时遭遇的许多困境,其根源至少一部分就隐藏于五四以来错误的文化认识、文化选择之中。

我在阅读美洲印第安人、南太平洋毛利人、非洲人、印度人、中国人面对欧洲人的殖民掠夺与屠杀节节失败的悲惨历史时,那种疼痛感几年之后依然滞留在脑神经中。对于中国的失败和乱局我当然会关注得更多。从魏源林则徐,到康有为梁启超,到鲁迅陈独秀,他们伴着民族失败和文化衰亡所体会到的绝望和痛感,深深感染了我。他们中不少人不只是用精神,而且真正用自己的身体承受着这样的灭亡之痛,梁济、王国维的自杀即是极为突出的例子。

书中并没有充分展现上述精英人物的有关内容,因为我更多地关注的是民族机体的整体命运。我试图在两组关系中,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当然,我只展示这种权力博弈在文化领域的表现。

第一组关系是欧洲殖民者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权力博弈;第二组是中华民族内部上流社会精英群体与下流社会草根群体之间的文化权力博弈。这两组群体的权力博弈存在着互动关系,而文化权力的博弈又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博弈相纠缠,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牵扯。殖民者的出现,可能加强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却严重破坏了我们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重新分化、组合中,不同的群体在文化上也难免产生抵触甚至对立。近代中国之所以如此动荡,之所以有如此多元甚至对立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选择,如此自觉的“阶级斗争”,跟欧洲殖民势力的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密切相关。

在欧洲人所进行的殖民侵略和全球化(殖民的另一种方式)掠夺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与文化经受着惨绝人寰的撕裂之痛。这种持续两百年的疼痛导致了中国不同群体之间深刻的认同危机。

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的危机,迟早会以政治认同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包括文化权力在内的一切权力的博弈,最终都要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中,真正的隐患也许就在这里。

两百年来被撕裂的疼痛,消耗着民族的膏血,也积聚着某种精神能量。这种能量有可能导致新生,然而也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撕裂。好在民族肌体与个人不尽相同。人只有一死,民族却可能在“九死”之后获得“一生”。

在研究过五百年殖民史之后,在对全世界的多种文明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比较研究之后,我确信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善良、最敦厚、最伟大的人民。殖民势力和五四前贤关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描述和批评,纯属无稽之谈。中华民族背负这样的诬陷和自虐崛起于世,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善良、敦厚和无可比拟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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