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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庐山联大

作者:余家宏来源:《校史通讯》第68期发布时间:2010-10-27

“八•一三”淞沪会战起,江湾地处前沿,复旦校舍一部分毁于战火,预计不能很快复校。上海几所私立大学负责人几经磋商,经南京教育部批准,设立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于庐山、第二联合大学于贵阳。学校之所以设在庐山,是因为当时抗战前途未卜。庐山距上海较近,给养便利,迁回也较容易;贵阳为大后方,可作万一之准备。后来由于战事急转直下,复旦迁重庆、大夏迁贵阳。贵阳第二联大没有正式上课。

上海《申》、《新》两报于1937年10月3日至6日连续4天刊出了两校的通告,第一联大定于10月25日开学。其时上海尚未沦陷(上海于11月23日沦陷),水路、陆路都可通到江西。然沪杭路松江铁桥被国民党军队自己炸断,旅客只得步行过桥,分头登车。两校内地师生和大部分江浙师生分头前去了。

联大假江西省立高等工业专科学校设立了接待站。那时该校师生已迁往乡间,校长和少数行政人员还留在南昌。食宿都不成问题,在宽敞的教室里打地铺,学校有防空洞。第一批到达的联大学生,校长还出来欢迎。当时南昌市面萧条,大中学生均已迁走或停课,敌机频繁侵扰,一日数架。留下的老百姓一遇晴天,纷纷提了“防空包”去郊外躲飞机。在接待站小住的同学都是等待结伴上山的过路客。

庐山原是避暑胜地,有外国租界,有马路,有市场,居民很多。学校租下了牯岭两个高级旅馆、一所医院作办公和住宿用。有时开会就借用外国教堂。当时有学生九百人,加上教职员近千人。除两校学生外,还有外校的借读生及少数留日回国的插班生。旅馆住不下,很多男生就租住民房。这里距战区较远,没有敌机袭击,市面还比较安定。虽然物质条件大不如前,但大家相信全民的力量,坚持必胜的信念,全校抗日情绪高涨,学术气氛也依然浓郁。

11月1日开始上课。因庐山相对比较安全,不要躲飞机,故很快步入正轨。学分基本读满,毕业论文照做。教师上课很认真,教学秩序良好。学校由复旦副校长吴南轩负责,教务长为大夏吴泽霖教授。复旦的伍蠡甫、陈子展、顾仲彝及大夏的邰爽秋等教授都来了庐山。记得还有中央政治大学的教师来复课。当时迁到庐山的除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外,还有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留日学生训练班。其中艺专离联大较近,都在牯岭。

在半壁山河烽火连天的情势下,同学们是很难静下来读书的。课余之时,校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朗诵、歌咏活动都很活跃,抗日情绪非常高涨。一个历史系的同学租的房子外间有一个较大的客堂,一些同学就在那里举办各种活动,欢迎原不相识的同学前去参加朗诵、歌咏等。进步学生千方百计团结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利用假日结伴出行宣传。一部分人还到过庐山脚下的乡村进行宣传。那年庐山早寒,11月间就冰雪封山,课余就在牯岭附近活动,加上男同学多住民房,同老百姓的关系很好。时间虽短,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校杨思曾老师(已故)五十年代到庐山,途中访问了他当年的房东,彼此回顾往事,记忆犹新,十分愉快。

为了加强同校外的联系,联大的党员同志曾动员二年级的李乐山报考艺专。据李回忆:“……上了庐山,原准备进联合大学。余昕同志(注:联大学生党员,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化工局局长,1984年逝世)知道我喜欢画画,动员我不要上联大,而进由北平搬到庐山的国立北平艺专。我当时不想学画。他说,你去艺专,主要是要同北平来的同学交朋友,于是我就照他的意见去了艺专”(参见1984年10月18日文汇报《怀念余昕同志》)。通过李乐山的联络,我们联大和艺专的部分同学在上述那个客堂间举行过好几次联欢活动。《松花江上》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两首著名的救亡歌曲,就是艺专的同学教会我的。

1937年底,战事急转直下。上海、南京先后沦陷,敌军溯江西上,马当要塞岌岌可危,江西受到威胁。学校有了继续内迁的计划,同学们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波动。在长期抗战的形势下,国家命运、个人前途都严峻地摆在面前。青年学生何去何从?这在同学中展开了讨论。有的准备随学校西迁,完成学业;有的打算留在大后方搞救亡工作;有的主张到前线去。有人还贴出告示,邀集志愿者结伴同行。讨论中,大家慷慨激昂,气氛热烈。但不论怎样争辩,大家抗日救国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不论上前线还是留在后方,都是干救亡工作。当时是全民抗战,不论走到哪里,人人都可以在抗日烽火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所以当学校决定西迁重庆时,同学们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志愿奔向各个岗位了。

联大有一部分内地和南方的学生,当时要远离家乡,他们先要回去安排妥当后再分赴重庆、贵阳等地。于是一批联大同学又来到了南昌。我参加了这一行列。到1938年初,南昌已汇集了来自平、津、江浙一带的流亡学生达四五百人之多。这些不愿做亡国奴的进步青年冲破了南昌的沉闷气氛,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起来。此时,新四军在南昌筹建,陈毅同志到了南昌。我们非常高兴,希望能请他来做一次报告。当同学去请他的时候,他立即答应了。

一天晚上,天很冷。陈毅由一个同学陪着来了。他穿着灰色棉大衣,面目清瘦,但精神很好。我们请他到比较干净的女生住的教室里。那里三面地铺,正中靠门是一张乒乓台,陈毅就坐在一端,大家围在四周听他讲话。他讲了当前抗战形势、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和新四军的任务。还讲了一些在江西打游击的故事。多年来记忆犹新的是国民党白军为红军当军火“运输兵”的故事:一场“战斗”开始,红军这边随着军号响起,“冲啊、杀啊”地追上去接近白军前沿,把银元放在地上。然后白军又随军号声冲杀追过来,捡起银元放下枪支弹药。再后红军又随军号声冲杀过去,捡起枪支弹药收兵回营。就这样,一场军火买卖就做好了。同学们听了这些闻所未闻的趣事,不仅对红军产生了好感,而且萌发了对红军生活的向往。后来一部分联大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就是由李乐山带队去皖南的。陈毅同志还来过一次我们的住地,适逢空袭警报,他就在防空洞里同大家叙谈。

此外,我们还听过几位从战区到南昌的文化人的演讲。其中有已经做了中央社记者的曹聚仁老师。他来看过我们几次,有一次也遇上了警报。他告知了我们很多前线的消息,提到江湾校舍被炸的情况,最可惜的是第一宿舍。那是一幢外形如宫殿式的宿舍,里面是跑马楼,玻璃罩蓬,十分明敞,是当时复旦最好的建筑之一。曹老师离开南昌,有同学送他到车站,请他一同去重庆回复旦教书,他后来没有回去。

1938年3月《大公报》刊出复旦、大夏两校分校重庆、贵阳的通知,联大正式宣告结束,同学们也先后离开了南昌。大部分同学回到各自的学校,一部分去了敌后,也有的回上海进了本校的分部继续学业,少数人留在江西。(作者为新闻学院已故教授,本文由余甲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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