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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日碧力戈教授著作《语言人类学》出版

发布时间:2010-10-13

书名:《语言人类学》

作者:纳日碧力戈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5-17

ISBN 978-7-5628-2769-6/C·141

 

内容提要

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有四:作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的语言;作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语言;作为历史记忆的语言;作为话语权力的语言。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像符系统,既可以作元语言(即用来解释语言现象的语言工具;用来研究语言现象的语言),可以作隐喻手段,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还可以作社会行动(指以言代行或施为,performativity)。人类语言的存在是一个与人类生息同步的过程,与社会和文化共生,不断发展变化,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意义,在历史长河中记忆文化。信息来自差异,从声音的抑扬顿挫,到外部环境、内部心理的发展变化,都是信息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变化,没有差异,没有代谢,就没有信息。话语权力表现社会地位,语言行为反映文化阶层。

 

内容片段

语言与思维

语言人类学长期讨论的课题之一是语言相对论,从广义上说,语言相对论是文化相对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文化相对论的极端化。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认为语言不过是先有概念的名称;罗杰·培根(Roger Bacon, 12201292)则坚持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不同语义场,因此在不同语言之间不可能有准确翻译(Kelly,1979:9)。17世纪的波特·罗雅尔语法学家们“发现”了语言差异背后的普遍逻辑;19世纪的德国学者洪堡则强调每一种语言都有各自的“世界观”(world view)。转引自Gumperz,John and Stephen G. Levinson 1996:12。 但是,洪堡的“语言相对论”和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一定距离;他强调语言和思维(或精神)的不可分割,即语言和智力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语言看成智力的产物,因为每一种具体精神也属于在先的语言,语言对精神有制约作用(洪堡,2001a:268271,12)。这样,语言和思维就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西方“国民国家”的兴起促成了“民族精神”和“语言”的浪漫主义结合;西方人开始大规模殖民,与美洲和其他大陆上的“土著”相遇。这样一个“结合”和这样一个“相遇”,让人类学对语言相对论发生了极大兴趣(Duranti,2001:11)。当时,虽然有大量研究和描述土著语言的著述,但都因依赖西方语言的语法范畴而陷入困境,因为单纯用西方语法范畴难以翻译和分析那些丰富多彩的土著语言。
 

体,不能把语言看成智力的产物,因为每一种具体精神也属于在先的语言,语言对精神有制约作用(洪堡,2001a:268271,12)。这样,语言和思维就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西方“国民国家”的兴起促成了“民族精神”和“语言”的浪漫主义结合;西方人开始大规模殖民,与美洲和其他大陆上的“土著”相遇。这样一个“结合”和这样一个“相遇”,让人类学对语言相对论发生了极大兴趣(Duranti,2001:11)。当时,虽然有大量研究和描述土著语言的著述,但都因依赖西方语言的语法范畴而陷入困境,因为单纯用西方语法范畴难以翻译和分析那些丰富多彩的土著语言。

语言相对论的产生和发展几乎与美国语言人类学的诞生同步。按照克罗伯的说法,鲍威尔(J.W.Powell,18341902)的《墨西哥以北美洲印第安诸语族》(Indian Linguistic Families of America North of Mexico)对于美国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Kroeber,1909:579)。建立于1846年的史密森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建立于1879年的民族学局(Bureau of Ethnology,后改称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或简称BAE),对墨西哥以北美洲印第安诸语言的描写和研究,给予有力资助。鲍威尔是BAE的创始人,是一位地质学家,对土地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有兴趣,认为语言是用来对文化分类的最佳工具,因而发动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调查美洲印第安诸语言,构拟这些语言的亲属关系。BAE局在1879—1880首期年度报告中使用了“语言人类学”一词(Duranti, 2001:89)。然而,当时学者们的主要兴趣是对美洲印第安诸语言进行分类。是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把这样的单纯兴趣引向对这些语言语法结构的系统研究(Duranti,2001:9)。博厄斯自学语言分析技术,主编了《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他为此书撰写前言,对非印欧语言发表了“反潮流”观点。他认为在语言、种族和文化之间不存在并行,而这个观点在萨丕尔的《语言论》(爱德华·萨丕尔,1985)中再次得到阐述。博厄斯重视对语法理论的研究,指出语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窗口,强调人类学者最好使用本地语言而不是借助翻译来做田野工作。他把语句而不是词汇作为分析单位,试图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找到共同的语法范畴。他反对把研究古代欧洲语言的分析范畴用到其他语言上来。他提醒研究者们不要轻易把缺乏某种语言形式的语言说成是缺乏抽象思维或缺乏概括力的语言。博厄斯研究美洲印第安诸语言的语法结构、词汇和诗歌,指出语言之间不存在发达与不发达、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同时,他以自己的研究证明全人类的心智是同一的。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在1933年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语言”词条中支持了自己的老师(Duranti,2001:10)。

人类学者们在寻找适合非印欧语言的语法分析范畴的过程中,注意到各个语言用截然不同的办法来对客观世界以及对此客观世界的实践进行语言“编码”,并由此得出三项推论: 第一,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体系,它如何对世界分类是难以捉摸的;第二,语言为了适应环境,能够发展自己独特的区分范畴;第三,各语言中独特的范畴体系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不同方面,因而语言可以制约思维(Duranti,2001:11)。

语言相对论的核心是意义问题(Gumperz and Levinson,1996:7),它探讨意义的本质。具体说,它探讨哲学传统中讨论的词汇和语法的意义问题。原有的语言相对论认为,不同的语言通过各自的语法和词汇对相同的现实“编码”,提供不同的“解说”(construal),反映不同的文化,影响认知的范畴(Gumperz and Levinson,1996:7)。卢西(J.Lucy)指出,如何看待“无语言思维”(thought without language)及其本质,是如何评价语言相对论的关键所在。如果思维和认知独立于语言,且先于语言而存在,那么,语言相对论不攻自破。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语言是内在心理活动的转换表达,是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的前提条件,那么,语言相对论就能站得住脚(Gumperz and Levinson,1996:28)。过去的语言人类学者没有把语言差别和认知差别联系起来,心理学者不关心语言差别;最近的普遍主义观点则对这类问题持消极态度(Gumperz and Levinson,1996:29)。

一方面,学者们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尤其是沃尔夫的观点理解不一;另一方面,有不少学者试图修正他们的语言相对论,采取折中而不走极端的方式。贡佩茨和莱文森分析说(Gumperz and Levinson,1996:2428),语言相对论可以提这样三个命题:

(1) 语言不同,语言范畴也不同;

(2) 语言范畴决定个人思维特征;

(3) 不同语言共同体的个人思维特征不同。

由此可以推论: 如果说,语义结构至少有某些方面不是普遍性的(即不是跨语言的),而且上述语义结构的这些方面有认知作用,那么,至少有某些认知差别和语言差别系统地互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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