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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一战那些事儿
——评《中国与大战》

作者:左希迎来源:《复旦》第841期发布时间:2010-06-21

《中国与大战》
作者:〔美〕徐国琦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为何会参与一战?在欧洲列强大战正酣之时,中国的精英们如何选择?以往学术界大多认为,中国参与一战并不是自主的选择,而是美日等强权强迫的使然。然而,徐国琦通过对史料系统考察,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参与一战是中国精英们应对外辱时主动的选择。

从徐国琦的学问之路来看,师从杨生茂和入江昭,求学于中西史学重镇南开与哈佛,对中国既有一种情怀,也有围城外的反思。他的学术三部曲《中国与大战》、《奥林匹克之梦》、《文明的交融》,分别从不同角度窥测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蜗行之路。

徐国琦认为,当时的中国精英们在面对国家积贫积弱、被西方鱼肉的现实时,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精英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抛弃以往帝国的历史,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从而平等地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要加入西方的国际体系,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就必须参加一战,与西方强国同在一个舞台之上。

就北洋政府的选择来看,其策略比较高明,只是诸多无奈,令人唏嘘不已。中国的精英们意识到,最明智的策略是参与协约国,从而在战后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进而谋求与西方平等的地位,以保证山东的权益不受损害。所以,北洋政府屡次申请参战,屡次被英国和日本拒绝。然而这面临着困境,加入协约国就意味着日本可以“帮助”中国收复山东。读来有几点感受:

首先,中国精英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青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门屡次被破,当时精英们对国家软弱的感受是切身的,也是我们这代人所无法理解。在武力至上、强权就是道义的时代,我们不难理解先辈们为何这般地青睐社会进化,因为,不富强,就要亡国亡种。

其次,舆论媒体的崛起与民族主义的壮大。中国的觉醒是当时精英们最渴望的,万难之中只能期望国内民众齐心协力。舆论引导下的民族主义成为北洋政府为国家利益服务,实现国际化的坚强后盾,更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直接动力。

再次,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中国强大的必然。当时精英们普遍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割断以往的帝国历史,重新开启民族国家的大道,这是国家富强的基本道路。就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先辈在历史中能如此统一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诚难可贵。

最后,北洋政府的外交努力。诚如入江昭所言,北洋最大的外交功绩就是,民国政府继承了清帝国的疆域而未受损失。想来,评价颇为中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弱国保存领土着实太难,而北洋政府能够保存领土,已是伟绩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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